盖茨基金会与美国全球疫苗外交详情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课题组

编者按：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盖茨基金会既弥补了国家主导疫苗外交的不足，也引发了关于全球卫生治理民主化与透明度的争议。通过对基金会近二十年疫苗相关项目的系统分析，本报告将揭示私人慈善力量如何重塑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格局。全文179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生物战争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作者：李嘉仪 |上海花坛锦族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摘要与提纲

《盖茨基金会与美国全球疫苗外交详情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报告摘要与核心观点导读：介绍全球疫苗外交的重要性和盖茨基金会的独特角色，说明报告的研究目标和结构安排。

二、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健康理念与疫苗外交战略：分析基金会的创立背景、核心使命和战略演变，使用表格对比不同阶段的战略特点。

三、盖茨基金会的全球疫苗合作体系与运行机制：介绍基金会与多边组织、各国政府及私营部门的合作模式，分析其资金运作机制。

四、美国政府的全球疫苗政策与盖茨基金会的互动关系：梳理美国疫苗外交政策演变，分析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协同与张力。

五、盖茨基金会疫苗外交的关键领域与项目案例：详细分析基金会在新冠疫苗、常规免疫和新技术研发方面的具体项目案例。

六、盖茨基金会疫苗外交的成效、挑战与影响：评估基金会疫苗外交的效果和面临的挑战，分析其全球健康治理影响。

七、案例研究：盖茨基金会在韩国的疫苗合作：通过韩国案例展示基金会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合作模式与成果。

八、全球疫苗外交的未来展望与建议：提出未来战略调整建议，特别关注对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展望。

盖茨基金会与美国全球疫苗外交详情报告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2025年10月26日星期日

导读：盖茨基金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凭借其庞大的资金实力、科学决策机制和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在国际疫苗分配、研发和交付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报告摘要与核心观点导读

全球疫苗外交作为21世纪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全球领导力与软实力的关键指标。在这一领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凭借其庞大的资金实力、科学决策机制和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在国际疫苗分配、研发和交付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尤其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盖茨基金会通过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制药企业的深度合作，显著影响了全球疫苗分配的格局与效率。

本报告旨在全面梳理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疫苗外交中的角色定位、战略演变、合作机制与项目成效，并深入分析其与美国政府全球卫生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盖茨基金会既弥补了国家主导疫苗外交的不足，也引发了关于全球卫生治理民主化与透明度的争议。通过对基金会近二十年疫苗相关项目的系统分析，本报告将揭示私人慈善力量如何重塑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格局，并为未来应对全球大流行病提供经验借鉴。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曾指出："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自2000年成立以来，已为超过10亿儿童提供疫苗接种，避免了约1500万儿童的死亡。"这一数据彰显了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疫苗领域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基金会与美国政府之间形成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创新模式，既体现了美国软实力的巧妙运用，也反映了全球卫生资源分配的新型机制。

本报告采用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盖茨基金会在新冠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等典型案例，解析其运作模式与外交成效。同时，报告也将探讨盖茨基金会面临的批评与挑战，包括对其决策透明度、市场垄断倾向以及可能忽视本地卫生体系的质疑，以提供全面客观的分析视角。

二、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健康理念与疫苗外交战略

（一）基金会的创立背景与核心使命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由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及其前妻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共同创立。基金会的创立源于一个核心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这一理念的形成经历了从科技导向到全球健康公平的深刻转变。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坦言，当他了解到全球健康领域的不平等现象时，感到震惊并决定投身于此："我们看到了统计数据，意识到全球每年有数百万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这让我们无法袖手旁观。"

基金会的发展历程中，沃伦•巴菲特的巨额捐赠是一个关键转折点。2006年，巴菲特承诺将其大部分财富约31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这使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和政策影响力呈指数级增长。巴菲特在宣布捐赠时表示："比尔和梅琳达拥有出色的价值观，并展示了高效利用资源的能力，他们能够以我无法做到的方式应对全球巨大的不平等问题。"这笔捐赠使盖茨基金会成为全球资本最雄厚的私人基金会，也使其有能力在全球卫生领域实施长期且大规模的投资。

盖茨基金会的核心使命围绕"促进全球平等"展开，具体体现在全球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三个交叉领域。其中，全球健康被视为实现其他领域进步的基础，而疫苗又被视为改善全球健康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比尔•盖茨曾用一句广为引用的话概括这一理念："疫苗是最好的发展援助，每1美元投入可以避免34美元的医疗支出。"这一数据基础来自于基金会内部严谨的成本效益分析，反映了其以数据驱动决策的运营特色。

（二）基金会参与全球疫苗事务的演变过程

盖茨基金会对全球疫苗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从资助者到战略制定者，再到实施伙伴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始阶段（2000-2005年）

基金会主要以财务资助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疫苗项目，重点支持已有国际组织的疫苗计划，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扩大免疫规划（EPI）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疫苗采购项目。在此期间，基金会的首要目标是学习全球卫生体系的运作机制，而非直接介入项目实施。

2.战略形成阶段（2006-2015年）

随着资金规模扩大和管理经验积累，基金会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角色。这一时期，基金会推动建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 等多边机制，并开始引导全球疫苗议程的设置。基金会逐步形成了"催化式慈善"模式，即通过相对较小的战略性投资，撬动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的大规模资源投入。在此期间，基金会也将工作重点从单纯的疫苗交付扩展至疫苗研发、市场塑造和政策倡导。

3.系统建设阶段（2016年至今）

基金会进一步深化对全球疫苗生态系统的参与，注重整个疫苗价值链的系统性建设。这一阶段，基金会加强了对中低收入国家本地疫苗生产能力的支持，推动了多项疫苗技术转让项目，并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发挥了关键的协调作用。同时，基金会也更加注重与私营部门、新兴经济体和非传统伙伴的合作，形成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合作伙伴网络。

（三）疫苗在基金会全球健康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在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健康战略中，疫苗被赋予了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这一战略定位基于三个关键考量：

首先，从健康效益角度看，基金会内部评估显示，疫苗是预防儿童死亡最有效的干预措施。基金会引用的大量研究表明，扩大疫苗覆盖可以防止每年约250万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并且能够显著减少因病致贫的家庭数量。梅琳达•盖茨在2020年全球疫苗峰会上强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免疫接种的重要性，疫苗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致命疾病的危害。"

其次，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基金会推崇疫苗作为一种高回报的健康投资。根据基金会支持的研究，在2011-2020年期间，疫苗投入预计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带来超过4,5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主要通过减少治疗费用和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

第三，从可行性角度考量，与其他卫生干预措施相比，疫苗通常具有更明确的技术路径和更成熟的交付系统。基金会全球健康项目负责人特雷弗•蒙德尔指出："疫苗拥有现成的全球分配机制——通过Gavi等组织——这使得它们比许多其他卫生干预措施更容易快速扩大规模。"

表：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战略的三大支柱

（四）基金会疫苗外交的理念基础与战略目标

盖茨基金会的疫苗外交建立在一种独特的"科学人道主义"理念基础上，这一理念将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与对全球健康公平的道德承诺结合在一起。基金会的疫苗外交战略目标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弥合全球疫苗获取差距。基金会致力于确保中低收入国家能够获得与高收入国家同等质量的疫苗，减少全球免疫不平等现象。为此，基金会通过支持Gavi等组织，帮助贫困国家以可负担的价格采购疫苗。比尔•盖茨在2020年全球疫苗峰会上表示："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不仅需要突破性的科技，也需要突破性的捐赠。"

第二，促进全球疫苗研发创新。基金会投入大量资源支持针对贫困国家疾病的新型疫苗研发，包括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疫苗。这些疾病由于商业回报有限，传统上难以吸引私营部门的充分投资。基金会通过前期投资降低研发风险，激励生物医药企业参与这些被忽视领域的创新。

第三，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基金会认识到传染病的跨国界特性，积极推动建立更强大的全球疫情预警和应对网络。在这一领域，基金会支持建立了CEPI，旨在为未知病原体（即"X疾病"）开发疫苗平台技术，缩短从疫情识别到疫苗部署的时间。

第四，推动疫苗多边治理。基金会作为"中立协调者"，促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全球疫苗事务中的合作。基金会利用其跨国性和灵活性，填补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结构性空白，特别是在信任缺失的国际环境下搭建对话桥梁。

三、盖茨基金会的全球疫苗合作体系与运行机制

（一）与多边组织的制度化合作

盖茨基金会通过与主要多边组织建立深度、制度化的合作关系，构建了全球疫苗交付的基本框架。其中，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 是基金会最重要的三个多边合作伙伴。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成立于2000年，盖茨基金会不仅是其创始合作伙伴之一，也是其最大的私人捐赠方。截至2020年，盖茨基金会已向Gavi承诺了总计超过40亿美元的捐款，其中在2020年6月宣布的16亿美元捐赠是基金会有史以来对Gavi的最大单笔赠款。 Gavi利用这些资金通过"预先市场承诺"（AMC）等创新机制，刺激制药公司为贫困国家生产疫苗，并通过批量采购降低疫苗价格。Gavi的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3年，该组织已支持全球近10亿儿童接种疫苗，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2000年的约1000万降低至500万以下。

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是基金会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又一重要维度。根据财新网对盖茨的专访，在2018-2019年度，盖茨基金会向WHO捐赠了5.31亿美元，占WHO双年度预算的12%，使其成为WHO第二大捐赠方，仅次于美国（20%）。这种密切的财务关系使基金会对WHO的议程设置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也引发了关于私营组织可能不适当地影响政府间组织决策的批评。

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是基金会于2017年联合惠康基金会和挪威政府、印度政府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共同创办的，旨在为未知病原体（即"X疾病"）开发疫苗平台技术。CEPI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资助了多个候选疫苗的早期研发。盖茨基金会不仅是CEPI的创始资助方，还在疫情期间追加了数亿美元捐赠，以加速疫苗研发进程。

（二）与各国政府的伙伴关系

盖茨基金会与各国政府建立了多层次、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公-私"合作模式。这些政府伙伴大致可分为三类：捐助国政府、受援国政府和新兴经济体政府。

在与捐助国政府（如美国、英国、德国、挪威等）的合作中，基金会通常扮演互补角色——利用其灵活性和技术专长，完成政府机构难以直接实施的工作。例如，基金会经常通过"种子资金"支持高风险、创新性的试点项目，待项目证明可行性后，再推动政府投入大规模资金。在美国，基金会与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均有长期合作，共同支持全球健康项目。

与受援国政府的合作侧重于加强本国卫生系统，提高疫苗交付能力。基金会通过与这些国家卫生部合作，支持其扩大免疫规划，培训基层卫生工作者，并加强数据收集和监测系统。在这些合作中，基金会强调"国家自主权"原则，即由各国政府主导本国卫生优先事项的设置，基金会则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

与新兴经济体政府（如韩国、印度、南非等）的合作是基金会近年来的战略重点。这些国家通常拥有较强的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可以在全球疫苗供应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基金会与韩国政府的合作旨在利用韩国生物技术公司的创新能力，开发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新型疫苗交付平台。比尔•盖茨在2025年8月访问韩国时表示："韩国是能够与盖茨基金会产生协同效应的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家之一。"

（三）与私营部门及科研机构的合作

盖茨基金会与私营部门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是其疫苗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利用科技创新解决全球健康挑战。这些合作主要通过直接投资研发、市场承诺和技术转让三种机制实现。

在研发投资方面，基金会直接资助制药公司、生物技术企业和学术机构进行疫苗研发，尤其关注那些被商业市场忽视的传染病疫苗。例如，基金会支持了葛兰素史克（GSK）的疟疾疫苗和默克公司（Merck）的埃博拉疫苗研发。同时，基金会也投资于疫苗平台技术的创新，如mRNA疫苗技术、微针贴片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疫苗储存和注射的难度。

在市场承诺方面，基金会通过"预先市场承诺"（AMC）等机制，为制药公司提供确定性需求，激励它们为贫困国家开发和生产疫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金会支持COVAX设施购买了20亿剂疫苗，为制药公司扩大生产能力提供了明确信号。

在技术转让方面，基金会支持将疫苗生产技术转让给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商，以增强全球疫苗生产的地理多样性。例如，基金会支持韩国SK生物科学公司将其疫苗技术转让给非洲和东南亚的生产商。SK生物科学相关人士表示："以持续10年以上的盖茨财团的信赖为基础，今后不仅将开发疫苗和预防医药品，还将扩大全球公共疫苗供应枢纽作用。"

（四）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与资源动员机制

盖茨基金会拥有庞大的资金规模和高效率的资源动员机制，使其能够在全球疫苗领域发挥远超其实际投入金额的影响力。截至2020年，基金会坐拥468亿美元资产，截至2018年四季度已总共捐助了500多亿美元。基金会每年在全球健康领域的捐赠额约为20-30亿美元，其中约一半用于疫苗相关项目。

基金会的资源动员机制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催化式投资。基金会通常不全额资助项目，而是提供初始的"催化资金"，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其它捐助方的大规模投入。例如，基金会2020年向Gavi捐赠的16亿美元，旨在激励各国政府向Gavi追加更多捐款，最终在2020年全球疫苗峰会上共募集了88亿美元。

第二，多元融资工具。基金会不仅使用传统赠款，还开发了多种创新融资工具，包括可赎回赠款、贷款担保和股权投资基金等。这些混合金融工具使基金会能够更灵活地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并吸引商业资本进入全球健康领域。

第三，数据驱动决策。基金会建立了严格的监测与评估体系，利用数据和证据决定资源的优先分配。比尔•盖茨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强调："我用'最优化'这个词来描述自己做的事——这也就是以书呆子的口吻说，我想保证我们有限的资源，可以帮到的人越多越好。"

表：盖茨基金会主要疫苗相关捐赠与合作伙伴（2020-2025）

四、美国政府的全球疫苗政策与盖茨基金会的互动关系

（一）美国全球疫苗外交的历史演变

美国政府的全球疫苗外交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从早期的双边援助为主，逐步发展为双边与多边机制并重，再到最近的战略竞争导向。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美国全球卫生战略随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在二战后的早期阶段，美国的疫苗外交主要服务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20世纪50年代的"天花计划"和70年代的"扩大免疫计划"既是人道主义项目，也是冷战期间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外交统战工具。这一阶段的疫苗援助主要通过双边渠道进行，受援国往往是与美国有战略同盟关系的国家。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疫苗外交更加制度化和多边化。小布什总统发起的"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和"总统疟疾倡议"（PMI）标志着美国全球卫生援助的规模化与系统化。与此同时，美国成为新成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最大捐助国，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边渠道分配大量疫苗援助。

特朗普政府时期（2017-2021年），美国全球疫苗外交出现了显著转向，强调"美国优先"政策，削弱了对多边机制的支持。2017年，特朗普大幅削减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捐款；2020年，在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时，宣布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白宫发言人朱迪•迪尔在当时表示："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国际伙伴合作，确保我们战胜这一病毒，但我们不会受到受腐败的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多边组织的限制。"这一政策使美国在全球疫苗合作中日趋孤立。

拜登政府上台后（2021年起），部分恢复了多边合作，重新加入世卫组织并参与COVAX计划，但整体上仍将疫苗外交视为与中俄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2025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大幅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疫苗计划的资金支持，标志着其全球疫苗政策再次转向内顾。

（二）美国政府与盖茨基金会的协同合作模式

尽管美国政府的疫苗政策随政党轮替不断变化，但与盖茨基金会的合作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这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分工协同模式：

一方面，盖茨基金会扮演着灵活创新者的角色，能够承担政府机构难以应对的高风险、创新性项目。基金会前全球健康总裁特雷弗•蒙德尔指出："我们可以比政府更快地行动，资助那些可能失败的高风险、高回报创意。当我们证明其可行性后，政府可以接手并扩大规模。"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金会能够快速资助多个候选疫苗的早期研发，而美国政府则需要更繁琐的审批程序。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提供基金会无法比拟的规模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一旦试点项目证明成功，美国政府可以动用其巨额财政资源和外交网络，将项目推广到全球范围。例如，基金会支持的mRNA疫苗技术早期研发，后来通过美国政府"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的大规模资助得以快速投入生产和分发。

此外，基金会还经常充当美国政府与其它合作伙伴之间的中立协调者。在一些敏感的国际环境下，基金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能够与那些对美国政府的直接参与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和组织保持合作。比尔•盖茨在2020年接受财新网采访时强调："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世界上的所有儿童，都能被平等地对待。" 这一相对中立的立场使基金会能够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维持合作关系。

（三）政治变动对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影响

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和政党轮替对盖茨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尤为明显，在拜登政府时期有所缓解，但未完全消失。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与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健康公平理念存在根本分歧。2017年，特朗普提议大幅削减美国对外援助预算，其中包括对Gavi和世卫组织的捐款。面对这一政策转变，盖茨基金会采取了两种应对策略：一是增加自身捐赠以部分弥补美国政府留下的资金缺口；二是加强与其它国家政府、私营部门和慈善家的合作，减少对美国政府的依赖。

与此同时，基金会在某些具体政策上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了务实合作。最典型的是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发领域，基金会与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曲速行动"保持了技术层面的合作，尽管在多边主义理念上存在分歧。这种灵活态度体现了基金会的实用主义取向——在保持核心原则的同时，不切断与任何政府的实际合作渠道。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盖茨基金会的理念协调性有所增强，双方在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疫苗公平分配方面找到了更多共同语言。然而，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仍对合作构成挑战。2025年3月美国宣布终止全球疫苗援助的决定表明，即使理念一致的政府，也可能因国内政治压力而改变政策。

（四）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关系的矛盾与平衡

盖茨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关系存在内在矛盾，需要不断平衡。这种分歧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

第一，议程设置权之争。作为私人基金会，盖茨有权自主决定其优先事项，但这些事项未必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一致。例如，基金会一直支持将美国援助资金更多用于全球公共产品（如疾病监测网络），而美国政府则倾向于将资金用于直接服务美国战略利益的领域。

第二，问责机制的差异。美国政府需对选民和国会负责，其疫苗外交决策往往考虑国内政治因素；而盖茨基金会作为私人组织，主要对三位理事（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负责，决策更加技术官僚化。这种差异导致双方在项目评估和问责标准上存在分歧。

第三，地缘政治定位的不同。美国政府明确将疫苗外交视为与中俄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2021年，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在记者会上声称："我们对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利用疫苗作为外交工具表示担心。"而盖茨基金会则努力维持其非政治化形象，比尔•盖茨在访问中国时表示："我们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科学技术合作，不涉及地缘政治。"

第四，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冲突。美国政府倾向于采取双边和垂直（即针对特定疾病）的援助方式，以便更清晰地展示成果并获得政治支持；而盖茨基金会则更强调多边合作和卫生系统加强，认为这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面对这些矛盾和分歧，盖茨基金会采取了选择性合作策略——在符合其核心使命的领域与政府密切合作，在存在分歧的领域保持独立性。同时，基金会也通过国会山简报、政策研讨会等方式，持续影响美国政府的全球卫生政策讨论。

五、盖茨基金会疫苗外交的关键领域与项目案例

（一）新冠肺炎大流行应对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是对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协调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在此期间，基金会通过加速疫苗研发、促进公平分配和支持本地生产三大策略，全面参与了全球疫情防控。

在疫苗研发方面，基金会通过CEPI平台，早期资助了多个有前景的疫苗候选技术，包括mRNA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基金会深知疫苗研发的高失败率，因此采取了"多下注"策略，分散风险。比尔•盖茨在疫情初期表示："我们对明年上半年能够有疫苗抱持乐观的态度——这样的速度是很惊人的，同时也表明CEPI可以成为举足轻重的'游戏规则改变者'。"这一预测最终被证明是准确的，多种疫苗在2020年底至2021年初相继获批。

在疫苗分配方面，基金会是COVAX设施的最早倡导者和主要设计者之一。COVAX旨在确保所有国家，无论收入水平，都能公平获得新冠疫苗。基金会一方面推动高收入国家资助COVAX，另一方面支持Gavi负责COVAX的疫苗采购和分发工作。梅琳达•盖茨在2020年全球疫苗峰会上强调："全球领袖们今天所做出的捐赠承诺，将帮助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拯救更多生命。"

在本地生产能力建设方面，基金会支持了多项技术转让计划，帮助中低收入国家生产新冠疫苗。例如，基金会对韩国SK生物科学的支持，使该公司能够开发并生产其新冠疫苗"Sky Covione"，并向中低收入国家供应。这种"全球公共疫苗供应枢纽"模式，是基金会应对疫苗民族主义和供应链断裂风险的重要策略。

（二）全球常规免疫计划支持

除了应对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外，盖茨基金会还将支持常规免疫计划作为其长期重点工作。这些计划旨在保护儿童免受麻疹、脊髓灰质炎、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等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害。

脊髓灰质炎消灭计划是基金会最具标志性的常规免疫项目。自基金会成立初期，比尔•盖茨就将消灭脊灰作为核心目标，迄今已投入超过50亿美元。该项目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强化监测和社区动员，将全球脊灰病例从1988年的约35万例减少到2020年的不足100例。然而，这一项目也面临严峻挑战——在疫情最后的堡垒（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消除工作异常艰难。比尔•盖茨坦言："过去几年里，每年约有100个脊髓灰质炎病例。但是，当只剩下这些为数不多的病例时，工作反而变得越来越难。"

儿童常规免疫加强计划是基金会的另一项重点投资。基金会通过Gavi支持发展中国家引入新疫苗，如肺炎球菌疫苗和HPV疫苗，并加强其常规免疫系统。这些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Gavi的数据，在其支持下获得疫苗接种的儿童数量将累计超过10亿。这意味着全球近一半的儿童通过这一机制获得了免疫保护。

然而，基金会的常规免疫计划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一些情况下，基金会推崇的疫苗遭到了当地社区的抵制。例如，在印度，基金会支持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计划被指责导致了非脊髓灰质炎急性弛缓性麻痹（NPAFP）流行病，印度政府最终于2017年撤回了盖茨的疫苗方案。这一案例表明，即使意图良好的健康干预，也需要充分考虑本地语境和社区参与。

（三）新技术研发与市场塑造

盖茨基金会将疫苗新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塑造视为解决全球疫苗不公平的长期解决方案。为此，基金会投资于两大类技术：一是针对被忽视疾病的疫苗，二是改进疫苗交付和储存技术。

在被忽视疾病疫苗研发方面，基金会投入大量资源支持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疫苗的开发。这些疾病主要影响贫困人口，商业回报有限，因此难以吸引私营部门的充分投资。基金会通过直接资助研发、提供采购承诺和推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激励生物医药企业投入这些领域。例如，基金会资助了葛兰素史克（GSK）实验性疟疾疫苗的第三阶段试验，尽管该试验导致了151名非洲婴儿死亡，但基金会认为从长远来看，疫苗仍是控制疟疾的关键工具。

在疫苗交付和储存技术创新方面，基金会支持开发了多种适应低收入国家条件的新技术，如无需冷藏的疫苗配方、微针贴片和自体注射装置。这些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疫苗交付的物流难度和专业人力需求。基金会特别看好微针技术的应用前景，认为"利用韩国的微针基础疫苗传达平台，就可以向非洲和东南亚等低收入国家稳定地普及疫苗。因为，如果将疫苗开发成自体注射型，即使没有冷藏流通网或专业人力，也可以传达到各处。"

基金会还通过市场塑造策略，确保疫苗的可负担性和可持续供应。这一策略包括：集中采购创造规模经济、竞争性招标降低价格、长期承诺为生产商提供预测性，以及支持多个供应商进入市场以增加竞争。通过这些措施，基金会成功将肺炎球菌疫苗的价格从每剂7美元降至3美元，并将五联疫苗的价格从每剂35美元降至1.65美元。

（四）全球卫生系统加强

盖茨基金会认识到，强大的卫生系统是可持续免疫计划的基础。因此，基金会在直接支持疫苗项目的同时，也投入资源加强受援国的卫生系统，特别是在数据收集、卫生人力、冷链物流和监测系统等领域。

在数据系统方面，基金会支持开发了数字健康平台，帮助各国跟踪疫苗接种覆盖率和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这些数据工具使卫生部门能够精准识别服务缺口，并优先分配资源。基金会还投资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比尔•盖茨在2025年访问韩国时表示，对"改善非洲第一次医疗服务与人工智能（AI）相结合的医疗系统的落实等非常关注。"

在卫生人力方面，基金会支持培训社区卫生工作者，使他们能够在本社区提供基本免疫服务。这些基层卫生工作者被视为填补农村地区服务空白的关键，特别是在非洲和南亚地区。

在冷链物流方面，基金会支持开发了适用于离网地区的太阳能冷藏设备，并帮助各国优化疫苗供应链管理。这些创新对确保疫苗从中央仓库安全送达偏远诊所至关重要。

在疾病监测方面，基金会资助建立了多个高标准的参考实验室，并支持各国发展疫情预警和响应系统。这些投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各国能够快速检测病毒并跟踪其传播。

六、盖茨基金会疫苗外交的成效、挑战与影响

（一）健康效益与全球卫生治理影响

盖茨基金会的疫苗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健康效益和全球卫生治理影响。在健康效益方面，最直接的成就是儿童死亡率的显著下降。根据Gavi的统计数据，在基金会支持下的疫苗接种工作，已累计防止了约1500万儿童的死亡。这一成就对全球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金会支持的疫苗项目还显著降低了疫苗可预防疾病的发病率。例如，通过Gavi支持的五价疫苗（预防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型肝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这些疾病在低收入国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同样，基金会支持的HPV疫苗接种计划，有望显著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这是中低收入国家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基金会推动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兴起。传统上，全球卫生治理由国家主导，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等政府间组织协调。而基金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成功将私营部门、慈善组织和学术机构引入了全球卫生决策的核心圈。这一转变既增加了全球卫生治理的资源池，也提高了决策的技术性和效率。

基金会还重塑了全球疫苗市场的运作逻辑。通过集中采购、预先市场承诺和竞争性定价等策略，基金会成功将疫苗价格降至贫困国家可负担的水平，同时确保了制药公司的合理利润。这一市场塑造策略被形容为"撬动市场的杠杆"，实现了"双赢"局面——制药公司获得了稳定的市场规模，贫困国家获得了可负担的疫苗。

（二）面临的批评与争议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盖茨基金会的疫苗外交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批评与争议。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决策透明度、权力边界和技术路线选择等方面。

最尖锐的批评指向基金会作为非选举产生的私人组织，却对全球公共卫生产生了过大影响。批评者认为，基金会通过其财务实力，不当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议程设置，削弱了这些政府间组织的民主问责性。例如，基金会作为WHO第二大捐赠方的地位，使其有能力优先考虑自己偏爱的疾病和技术方案，这可能与受援国的实际需求脱节。

另一项批评涉及基金会偏爱的垂直项目（针对特定疾病）可能弱化本地卫生系统。批评者指出，基金会支持的疫苗专项计划往往拥有独立于国家卫生系统的资金流、数据系统和人力资源，这可能分散本已稀缺的卫生资源，并造成系统碎片化。有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垂直项目甚至导致本地卫生人员从常规服务转向专项计划，削弱了基本卫生服务。

基金会在非洲的疫苗试验也引发了伦理争议。例如，2014年盖茨基金会资助的葛兰素史克实验性宫颈癌（HPV）疫苗测试，对印度偏远省份的2.3万名年轻女孩进行了测试，导致约1,200人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7人死亡。印度政府的调查指控盖茨资助的研究人员"普遍违反道德规范：强迫脆弱的农村女孩参加试验，欺负父母，伪造同意书，拒绝为受伤的女孩提供医疗服务。"这类事件损害了基金会在当地的信任度。

此外，基金会还面临来自反疫苗团体和阴谋论的攻击。这些团体声称基金会通过疫苗实施人口控制或其他邪恶目的。例如，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一篇文章中声称，"对比尔·盖茨来说，疫苗是一项战略性的慈善事业，它养活了他的许多疫苗相关业务，并让他对全球卫生政策有了独裁的控制权。" 尽管这些指控缺乏科学依据，但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影响了公众对疫苗的接受度。

（三）基金会应对挑战的策略

面对这些批评与挑战，盖茨基金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包括增加透明度、调整技术路线和加强本地合作。

在增加透明度方面，基金会逐步改善了其项目决策和资金流动的公开性。基金会定期发布年度报告，详细列出赠款金额和受赠方信息，并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项目影响。此外，基金会还加强了数据共享，将研究结果和项目评估公之于众，接受科学界和公众监督。

在调整技术路线方面，基金会从过去偏重垂直项目，转向更加注重卫生系统加强。基金会现任CEO马克•苏斯曼表示："我们认识到，强大的卫生系统是可持续全球健康计划的基础。未来我们将增加对卫生系统加强的投资，同时不放弃针对特定疾病的垂直项目。" 这一平衡策略旨在兼顾短期健康效益和长期系统可持续性。

在加强本地合作方面，基金会大幅提升了受援国在项目设计和决策中的参与度。基金会通过设立国别办公室、雇佣本地员工和与本地组织合作，确保项目更符合当地需求和语境。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基金会与卫生部建立了联合指导委员会，共同制定免疫计划优先事项。

（四）基金会疫苗外交的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

盖茨基金会的疫苗外交具有一系列独特优势，同时也存在内在局限。这些优势和局限决定了基金会在全球疫苗领域的作用边界。

基金会的独特优势包括：

1.财务灵活性与长期视野

作为私人基金会，它不受选举周期和年度预算的限制，能够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项目进行耐心投资。比尔•盖茨指出："我们可以承担政府机构难以应对的风险，因为我们不面临连任压力。"

2.技术专长与数据驱动决策

基金会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团队，能够基于科学证据做出资助决策。这种专业文化使其项目通常设计精良，监测系统完善。

3.中立协调地位

基金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能够在政治敏感的环境中充当诚实 broker，促进各方合作。这一角色在冲突地区的免疫计划中尤为重要。

然而，基金会也存在内在局限：

1.规模不匹配

尽管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但其资源与全球疫苗需求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基金会每年约20-30亿美元的全球健康预算，与美国政府每年约110亿美元的全球卫生预算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2.问责缺失

基金会作为私人组织，主要对三位理事负责，而非对更广泛的公众负责。这种治理结构引发了对其民主合法性的质疑。

3.系统依赖性

基金会尽管资源雄厚，但仍依赖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实施项目。它无法替代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核心职能，只能扮演补充和催化角色。

七、案例研究：盖茨基金会在韩国的疫苗合作

（一）合作背景与战略意义

盖茨基金会与韩国的疫苗合作始于2010年代初，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到显著深化，成为基金会在新兴经济体合作模式的典范。2025年8月，比尔•盖茨亲自访问韩国，寻求扩大与韩国制药、生物企业合作的方案。这次访问标志着韩国在基金会全球疫苗战略中的地位提升。

基金会选择韩国作为重点合作伙伴基于三重战略考量：

首先，韩国拥有强大的生物技术创新能力。韩国生物医药公司在疫苗平台技术（如mRNA技术）、药物递送系统（如微针技术）和生物制造工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些技术特别适合低收入国家的条件，因为它们可以降低疫苗储存和注射的难度。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代表特雷弗•蒙德尔指出："如果利用韩国的微针基础疫苗传达平台，就可以向非洲和东南亚等低收入国家稳定地普及疫苗。因为，如果将疫苗开发成自体注射型，即使没有冷藏流通网或专业人力，也可以传达到各处。"

其次，韩国支持全球公共产品的政治意愿。韩国政府已将生物健康产业定为未来战略产业，并希望通过参与全球卫生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在地缘政治中相对中立的地位，使其能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扮演桥梁角色。

第三，供应链多元化需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的全球疫苗供应链脆弱性，使基金会认识到需要地理上更分散的生产基地。韩国作为全球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中心，拥有先进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可以成为可靠的疫苗生产枢纽。

（二）主要合作项目与成果

盖茨基金会与韩国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疫苗研发、生产技术和全球分配三大领域，其中与SK生物科学的合作尤为深入。

在疫苗研发方面，基金会支持韩国生物技术公司开发针对贫困国家疾病的新型疫苗。最突出的案例是SK生物科学公司与国际疫苗研究所（IVI）共同开发的伤寒结合疫苗"Skytapide"。该疫苗在2024年获得了WHO的事前合格性评价（PQ），满足了进入联合国采购市场的条件。这一成就意味着韩国疫苗企业正式进入了全球公共疫苗采购体系，具备了向联合国机构、Gavi和其他国际组织供应疫苗的资格。

在生产技术方面，基金会看好韩国的微针疫苗贴片技术。这种技术无需注射器专业医护人员，极大降低了疫苗交付的难度。比尔•盖茨在访问韩国时特别强调了这一技术的潜力，认为它可以解决疫苗"最后一英里"交付挑战，特别是在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偏远地区。

在全球分配方面，基金会支持SK生物科学提出的"SKYShield"战略，该战略旨在将疫苗技术转让给当地，在危机时迅速提供疫苗。"这与盖茨基金会推进的消除疫苗不平等及地区生产自立目标相吻合。"这一战略着眼于建立更分布式、更具韧性的全球疫苗生产网络，减少对少数生产商的过度依赖。

（三）合作模式的特点与创新

盖茨基金会与韩国的合作呈现出一系列创新特点，使其区别于基金会与传统援助国的合作模式：

第一，互利共赢的合作范式。基金会与韩国的合作不是传统的捐助者-受援国关系，而是基于互补优势的伙伴关系。韩国提供技术能力和制造实力，基金会提供全球网络和对低收入国家需求的洞察力。这种合作更接近商业领域的战略联盟，而非传统的发展援助。

第二，技术转让与本地生产能力建设。与简单地采购成品疫苗不同，基金会支持韩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低收入国家的生产商。例如，SK生物科学正在探索将其疫苗技术转让给非洲和东南亚的生产商，帮助建立区域生产中心。这种方法旨在解决全球疫苗生产的地理集中问题，增强供应链韧性。

第三，从援助到市场的新型过渡。基金会通过其市场塑造角色，帮助韩国公司进入中低收入国家市场。初期通过补贴确保可负担性，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逐步过渡到商业销售。这种模式既确保了贫困国家当前的可及性，也为韩国公司提供了长期市场机会。

第四，多元参与者的协同合作。基金会与韩国的合作涉及多个参与者，包括韩国政府（保健福利部、国立保健研究院）、学术机构（国际疫苗研究所）、私营企业（SK生物科学、LG化学、SD生物传感器）和民间社会。这种多元协作网络能够整合不同资源和专业知识，实现更大影响力。

（四）对全球疫苗外交格局的影响

盖茨基金会与韩国的合作对全球疫苗外交格局产生了多重影响：

一方面，这种合作促进了全球疫苗多极化的趋势。传统上，全球疫苗产业高度集中在欧美少数跨国公司手中。基金会通过支持韩国等新兴疫苗生产国，正在改变这一格局，使全球疫苗供应链更加多元化和有韧性。比尔•盖茨在2025年访韩时表示："韩国是能够与盖茨基金会产生协同效应的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家之一。"这一评价反映了基金会对韩国在全球疫苗生态系统中赋予的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韩国模式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了范本。韩国既不是传统援助国，也不是典型受援国，而是凭借其特定技术优势，在全球疫苗价值链中找到了独特定位。这一模式可被其他中等强国（如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效仿，通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

此外，基金会与韩国的合作也影响了地缘疫苗政治的撬动杠杆。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韩国作为美国盟友，但又与中国保持经济密切关系的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桥梁角色。基金会通过与韩国合作，可以更顺利地与中国疫苗企业开展合作，避免直接的地缘政治敏感性。

八、全球疫苗外交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一）未来全球疫苗外交面临的趋势与挑战

未来十年，全球疫苗外交将在一系列大趋势和新兴挑战的背景下展开，这些趋势将深刻影响盖茨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疫苗外交战略。

首先，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可能削弱全球疫苗多边合作。美中战略竞争的持续发酵，以及新兴大国在国际机构中话语权要求的提升，可能导致全球卫生治理进一步碎片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全球卫生安全主任劳里•加勒特警告："如果美中两国无法在全球卫生领域找到合作之道，下一次大流行可能会更加难以控制。"

其次，国内政治压力可能限制主要捐助国的对外疫苗援助能力。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欧洲面临移民和能源危机，许多传统捐助国国内要求"本国优先"的呼声增强。2025年3月美国宣布终止全球疫苗援助的决定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第三，新型疫苗技术的发展将改变全球疫苗研发和生产格局。mRNA技术等平台技术的成熟，使疫苗研发速度大幅提升；而模块化、分布式生产模式的兴起，可能降低疫苗生产的准入门槛，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建立本地生产能力。

第四，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可能导致新发传染病的频率增加。森林砍伐、城市化气候变化等因素改变了病原体与人类的接触模式，增加了从动物到人类的疾病溢出风险。这将对未来疫苗需求的预测和应对提出更高要求。

第五，错误信息和疫苗犹豫的全球传播可能削弱免疫覆盖率。即使在传统上免疫覆盖率高的国家，疫苗犹豫也可能导致可预防疾病的死灰复燃。据比尔•盖茨基金会声明指出："2024年全球疫苗犹豫率已达25%，此时撤资将引发信任危机。"

（二）对盖茨基金会疫苗外交的战略建议

面对上述趋势和挑战，盖茨基金会可以考虑以下战略调整：

第一，更加注重区域疫苗中心网络建设。基金会应加大对中低收入国家本地疫苗生产能力的支持，通过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市场承诺，培育区域疫苗生产中心。这种分布式生产模式可以增强全球疫苗供应链的韧性，减少对少数生产商的依赖。SK生物科学提出的"SKYShield"战略——将技术转让给当地，在危机时迅速提供疫苗——代表了这一方向的积极探索。

第二，投资于下一代疫苗技术平台。基金会应继续加大对创新疫苗技术（如mRNA、病毒样颗粒、微针贴片等）的投资，特别关注那些适合低收入国家条件的技术特性，如热稳定性、无需注射、低成本生产等。比尔•盖茨对韩国微针技术的兴趣表明，基金会已意识到这些平台技术的变革潜力。

第三，加强全球卫生治理架构改革。基金会应利用其召集力和中立地位，推动全球卫生机构的改革，使其更加包容、透明和高效。特别是，基金会可以支持世卫组织在科学规范制定和疫情预警方面的核心职能，同时推动更多新兴经济体和民间社会代表参与决策。

第四，创新融资机制。基金会应开发更多创新融资工具，如疫苗债券、大流行保险和混合融资结构，以动员更多私营部门资本进入全球疫苗领域。这些工具可以弥补传统援助资金的不足，并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流。

第五，构建更包容的伙伴关系。基金会应扩大其合作伙伴网络，纳入更多非传统行为体，如中小企业、地方慈善家和社区组织。这些伙伴可以带来新视角和资源，并增强项目的本地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三）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美国政府若要在未来全球疫苗外交中保持领导力和影响力，需考虑以下政策调整：

首先，平衡安全议程与全球卫生投入。美国政府应认识到全球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将疫苗外交视为国家安全投资，而非单纯的外援助出。美国应恢复并扩大对Gavi、CEPI等多边机制的资助，同时确保这些机制的治理结构反映美国的战略利益。

其次，拥抱技术多边主义。美国政府应支持建立国际疫苗技术共享机制，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合理转移。特别是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应寻求在全球卫生领域与中国的有限合作，建立"竞争性共存"模式。

第三，加强与盖茨基金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分工协作。美国政府应与基金会建立更加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明确各自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互补。政府可以专注于大规模资金投入和外交杠杆运用，而基金会则专注于高风险创新和敏感环境下的中立协调。

第四，支持全球疫苗供应链的多样化。美国政府应通过发展融资、贸易优惠和技术援助，支持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建立区域疫苗生产基地。这一举措既符合美国加强全球供应链韧性的战略目标，也有助于提高全球疫苗公平。

（四）对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展望

新兴经济体在未来全球疫苗外交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可以考虑以下合作路径：

韩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疫苗生产国可以形成中间联盟，在美欧传统生产国与低收入需求国之间扮演桥梁角色。这些国家通常拥有较强的生产技术能力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理解，可以开发更适合当地条件的产品和商业模式。

比尔•盖茨在访问韩国时指出，韩国作为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家，能够与盖茨基金会产生协同效应，特别是利用其微针基础疫苗传达平台，向低收入国家稳定地普及疫苗。这一合作模式可推广到其他新兴经济体，形成分布式、多中心的全球疫苗研发和生产网络。

此外，新兴经济体还可以推动南南合作创新模式，通过技术共享、联合生产和市场整合，降低疫苗成本，提高可及性。例如，印度和南非在世贸组织提出的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案，尽管面临发达国家阻力，但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尝试改变全球疫苗规则的努力。

（五）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疫苗生态系统

最终，盖茨基金会、美国政府和新兴经济体的努力应汇聚于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疫苗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应具备以下特征：

①多元化的研发和生产基地，避免地理过度集中；

②灵活的技术平台，能够快速应对新发病原体；

③公平的分配机制，确保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④可持续的融资模式，平衡商业回报与公共健康需求；

⑤包容的治理结构，反映全球社会的多样性。

正如比尔•盖茨所言："我们将会彻底消除脊髓灰质炎。尽管这一过程可能比预期的时间要长，但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全球卫生系统的各项工作。"这种长期视野和系统思维，应指导未来全球疫苗外交的实践。

在充满地缘政治竞争、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公共产品需求增长的时代，盖茨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疫苗外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通过重新思考合作模式、调整战略重点和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全球社会可以共同建设一个更健康、更公平、更安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