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殖民云帝国与数字帝国主义时代

作者：刘皓琰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摘 要】

面对着大数据技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左翼学者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提出了“云帝国”的概念，认为由各类大型数字公司构成的云帝国正在通过数据提取技术推行一种新的殖民方式，即数据殖民。云帝国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资本化，成为可以被云帝国所殖民掠夺的原材料，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和人们生命自主性的丧失。尽管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在形式上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传统，但二人对经典作家理论的应用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曲解和偏离，也由此出现了难以弥合的理论缺陷，因此“云帝国”概念从实质上而言只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

文丨刘皓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

原文载丨《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１月

原文标题｜云帝国：一个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基于对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解读

近年来，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带来的全方位的变化，西方左翼学者高度关注数字技术对资本生产方式与剥削方式的影响，“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工”“零工经济”等都成为了学界热词。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追根溯源，开始加强对信息、数据、知识等数字资源的政治经济学解构，以此寻找理论体系的“阿基米德点”。

2019年，英国左翼学者、著名社会学家和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尔德里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学者尤利西斯·Ａ．梅西亚斯便从时下大热的“数据”出发，合著了新作《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促使其为资本主义所占有》。在书中，二人延续了以往的分析视角，将研究立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理论，认为无论是“二战”后兴起的“新殖民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均已难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型殖民现象。二人将这种新型殖民称为“数据殖民主义”，而数据殖民的主体便是以大型数字公司为核心、以云数据库为技术基础的“云帝国”。二人在书中大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左翼学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数字时代的帝国主义形态和殖民政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云帝国和数据殖民是否真的已经出现？

本文认为，为切实把握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理论的创见性及其局限所在，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重新加以系统的解读和审视。

一、云帝国：殖民主义的新主体

在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理论体系中，“云帝国”用来指代“一个总体性的前景和由多类数据掠夺部门共同组成的商业组织”[1]13，这一概念的制造有着特殊的隐喻。一方面，“我们用云帝国的形象来暗示，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通常被描述为进步）协调能力的提高，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回归到与历史殖民主义的经济逻辑有很多共同点的公然侵占形式”[1]38；另一方面，“与早期形式的帝国主义不同，云帝国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定国家公开的军事和政治上控制领土的愿望之上的。取而代之的是，它的运作更加非正式，试图通过数据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1]38。可以看到，二人认为，“云帝国”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表达出数据殖民与传统殖民方式的共通性与区别，这也同时构成了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立论依据。

１．“社会量化部门”的数据提取

云帝国是如何形成的？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认为，云帝国的出现是“社会量化部门”对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数据无限制提取的结果。所谓“社会量化部门”，是指“致力于开发通过数据从人类生活中获取利润所需的基础设施的行业部门”[1]13。这些部门的出现已经有了较长的时间，但真正的规模化发展要始于信息技术高速跃进和大规模商用的21世纪初期。社会量化部门有三种具体的类型：一是数字硬件设备的制造商，其中不仅包含苹果、微软和三星等知名品牌，还包括一些智能冰箱、智能汽车等领域的制造商；二是各类互联网和社交环境的建设者以及数据工具的制造者，包括脸书、谷歌以及艾克希姆、艾可菲等数据和征信公司；三是大量的越来越依赖于数据进行业务运作的平台企业，包括爱彼迎、优步和声田，等等。

社会量化部门的数据提取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是“连接”。“数据提取的当代可能性来自于计算机之间的连接。”[1]7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贸易自由化、供应链全球化和资本加速流动的历史进程使得世界经济产生了日益广泛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又出现了信息基础设施，它进一步推动着全球商品链中跨空间和跨时间生产的所有环节和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连续连接的数据流组织起来。社交网络、物联网、传感器等的大规模应用使得整个经济社会开始量化，任何的经济行为和经济人都可以运用数据来表达，这使得数据成为了经济社会中随处可见的资源。第二是“监视”。“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一个关键后果是屈从于对人类生命的持续跟踪，这一过程直到最近才被称为监视。”[1]15数字平台作为现实的映射，为资本生成了新的社会，这种社会内部的每个细节都能被资本持续地跟踪、获取、分类和计算［２］。谷歌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内容记录人们的偏好，亚马逊和微软可以通过“智能个人助理”记录人们的工作内容，苹果可以通过面部识别分析人们的生理特征。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这种监视将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数字公司也可以源源不断地收集大量的数据。第三是“存储”。由于数据量的规模庞大，因此很多公司特别是中小公司无法为数据管理提供足够的算力支持，便会将数据存储于或售卖给第三方服务商，这些第三方服务商所打造的数据资源池就是“云”。

“云”是数字时代一种代表性的技术创新，但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云计算中的数据存储在数据中心而不是个人电脑中，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谁拥有它”[1]46。“云”的出现极易滋生垄断，因为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具有外部性，用户的不断集中使得大型互联网公司往往会获取很高的流量，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数据；另一方面，只有数字巨头才拥有购买和管理数据的能力。苹果、脸书、微软、谷歌、亚马逊五巨头以非正式协议的方式划分了自身的社会量化空间，从而瓜分了美国的数据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寡头间的联合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它们控制着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服务标准，控制着互联网环境和数据计算能力，甚至控制着数据内容。在这样的基础上，拥有“云”的垄断公司便可以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并操控人们的生活，“云帝国”也由此出现。

２．云帝国中的“数据关系”

在云帝国中，数据殖民是通过建立和强化“数据关系”来实现的。所谓的“数据关系”，是指“一种新兴的社会形式，通过这种社会形式，数据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提取过程在个人、群体和公司之间得以稳定，从而可靠地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1]27。也就是说，数据关系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对互联网规则和环境的设置，建立一种可以稳定地推动数据生产和流动的社会秩序。以脸书为例，在加入脸书时，平台会要求用户上传自己的年龄、地址、兴趣等个人信息，这样既获取了用户自身的数据，也方便了平台在同质用户间建立连接。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数据关系之外的空间将会被消灭，数据关系也会成为数字时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数据关系扩张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数据表面上的“自然性”。这是说随着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不断地转化为数据，其庞大的规模使得数据看起来像自然资源那样唾手可得。因此，很多资本家都喜欢将数据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石油”。但是，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们以马克思对“三位一体”拜物教的批判作类比，认为资本家将数据看作生命过程中的自然果实，与将利息看作资本的果实、租金看作土地的果实、工资看作劳动的果实的观点一致，是资本家为了伪造资本关系的合理性、抹杀每个数据生产者对于数据的自主性所创造出的庸俗观念。数据关系真正带来的是对数据的暴力抢夺。

原本从属于人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关系均被云帝国量化为数据，成为有利可图的开采目标。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认为，这与马克思所定义的传统殖民主义有着很强的共通性：“如果历史殖民主义是对土地、身体和自然资源的占有，那么数据殖民主义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1]85。云帝国凭借数据权力复制了以往剥夺自然资源的掠夺方式，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殖民形式。在这种新型殖民中，殖民地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增强的现实”[1]85。在这个现实中，云帝国将通过连续的数据提取进行资本输入，并且不断地引导人们的交往、生产和消费等社会活动。

通过数据殖民，人类的日常生活开始资本化。“如果说历史殖民主义通过掠夺地理领土和领土征服可能带来的资源而扩张，那么数据殖民主义则通过掠夺人类生活本身的更多层面而扩张。”[1]5云帝国将网络空间中的每个生命点和生命过程的每一层都施以跟踪和控制的形式，从而使数据成为人类生命和生活的物化形态。这些数据为资本主义带来的最大贡献是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易读性，使得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其生产过程的投入。资本利用数据分析获知科技趋势、市场动态与个体消费者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和创新活动，并利用数据关系不断地为其产品、服务和广告寻找受众，真正地变得无孔不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谷歌与双击广告公司的联盟，谷歌精通将搜索活动与搜索者的兴趣相关联，双击公司则擅长根据其独特的数据配置文件跟踪他们，两种方法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广告与个人的匹配度。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在这里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即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永恒追求将推动着其控制体系的不断扩张。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扩张已经逐步延伸到了劳动关系之外，数据的不断商品化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和普通社会活动开始不是作为劳动而是作为生产要素，为云帝国源源不断地贡献剩余价值。

二、云帝国下的经济不平等与自由空间剥夺

在论述了云帝国的成因与殖民方式后，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又从经济和哲学两个层面，深入剖析了云帝国的出现所带来的后果。在经济意义上，数据资源向云帝国的集中进一步强化了现行社会中的财富不平等趋势；在哲学意义上，云帝国则造成了人类生命自主性和自由空间的丧失。

１．“社会缓存”与不平等监视

云帝国下的经济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出现在数字资本家与普通用户之间。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认为，由于云帝国对数据的侵吞，“以各种方式处于公共生产和控制之下的早期形式的社会知识变得贬值。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出现了，它完全处于公司的控制之下。我们称之为‘社会缓存’”。只要用户使用数字工具或平台，哪怕离线，其生成的数据也会缓存于设备或网页之上，所有用户缓存内容的总和即是社会缓存。在每个时代，信息和知识都是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来源，而云帝国则将分散化的信息和知识以社会缓存的形式收集起来，几乎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拥有着最为专业的知识内容，这便给予了云帝国以向多个领域渗透甚至支配该产业的能力。于是，原有的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开始围绕社会缓存进行重组，在零售、服务、交通、制造业甚至农业领域都出现了越来越多以云帝国为核心的“数据生意”。社会缓存往往是不公开、不透明的，是完全面对资本利益的，因此云帝国几乎可以在所涉及的每个领域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一方面，云帝国无死角的监视和追踪很容易造成个人智力成果的泄露和丧失，这相当于剥夺了普通劳动者以知识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个人的数据被用来“喂养”资本主义企业，但最终还是要以产品或服务等形式卖回给消费者［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新的社会知识结构加剧了社会经济权力的不平等，数字资本家与普通用户间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著。

第二个则出现在普通用户内部。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认为，尽管所有人都是数据殖民的受害者，但不同群体间抗监视的能力是不同的。由于数据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因此它会复制现行社会中的不平等。譬如，所有员工都会受到监视，但这更多发生在中低层员工而不是高层管理人员身上；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依赖程度较高的人群，也明显更加难以拒绝政府向其征收个人数据的要求。这是因为个人抗拒数据提取和集中需要足够的金钱、技术和权力支持，而这是底层人民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穷人总是更容易受到监视和收集”[1]190，他们缺乏与云帝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更加依赖智能工具进行工作和社交。此外，云帝国还十分擅长对社会群体进行“野蛮分类”，大数据工具带来的算法分类功能非常适合对穷人进行掠夺性的产品营销，譬如提供紧急贷款，这很可能会促使穷人进一步被资本收割，提高他们的贫困程度。可以看到，在应对监视时，底层人民总是更具脆弱性，数据关系正在不断强化现有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趋势。

２．“最小完整性”的丧失

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认为，云帝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人类的自治能力，即自我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这种冲击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数据的收集尚未有清晰的权责约束，这很可能导致数据的滥用，直接侵害人类的生活；第二，数据收集有害使用的可能性“扭曲了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空间”[1]163，人们很可能由于忌惮监视而拒绝自由交流；第三，也是最深的层面，数据关系破坏了自我的“最小完整性”，即作为自我的可能性的最小有界性，而这正是个人自治的基础。

个体的“最小完整性”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隐私，一个是意识形态，唯有可以保障隐私并拥有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的个体才能获得自主生活的最小空间。然而在云帝国的统治下，一方面，全方位的数据监视以一种软暴力的形态侵占了个人的空间，损害了用户的自我享有隐私的权力。这种监视可能来自于云帝国的追踪，也可能来自于用户自己。“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们，人类需要追踪自己”[1]169，譬如保持健康、保存交易和浏览记录等。在自我监视中，用户往往会释放更加真实和全面的数据，这事实上是一种自我量化的过程。这些被量化的信息的所有权在很多国家并没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因此个体的隐私往往便会在自动收集的过程中分享至云端，这样便消解了“使自我成为自我的边界”[1]184。另一方面，用户的自主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云帝国的意识形态所占据。数据殖民主义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据殖民主义可以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顶点”[1]41。新自由主义不断鼓吹贸易的自由化、资本的不断流动和用户间更大规模的连接，为云帝国的出现塑造合理性。这种意识形态坚持认为生命的一切都应当转化为数据，单方面强调连接与开放的积极意义，却丝毫无视数据关系中的不平等与控制。这种价值观的传播使得很多用户受制于云帝国而不自知，他们积极地上传内容、分享信息，却在不断地自我解构与“奉献”中丧失了最后的自由空间，成为为云帝国不断贡献经济利益的“牵线木偶”。

三、云帝国批判：回到马克思和列宁

通过云帝国概念的树立与对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解读，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推进到大数据时代作出了诸多努力，并提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见解，这种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深入剖析二人的逻辑体系可以看到，二人在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并不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也使得二人在进行推演和得出结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难以弥合的缺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理论体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不是“数据关系”而是“生产关系”

在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理论体系中，数据关系是理解云帝国中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视角。这一视角提出的核心目的无非是意在说明数字经济时代与大工业时代的一个显著区别，即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资本化：“今天的普通社会活动不是作为劳动而是作为生产要素贡献剩余价值”[1]30。二人将此称为：“为大数据时代更新马克思”[1]30，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已经从马克思所论述的以劳动关系为基础向以数据关系为基础转变。

在这里可以看出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理解马克思理论的两点偏颇之处。第一，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视角从来都是“生产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马克思对于“生产关系”有着明确的定义，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4]。尽管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组成部分，但以此置换概念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5]613，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确带来了数据收集与集中的现象，数据关系的出现也是一个事实，但正确的措辞应当是将数据关系视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将之与马克思的论述对立起来。生产关系依然是数字经济时代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视角，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分析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对资本发展规律的一般判断。

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对“日常生活资本化”的论述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违背。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但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对将生活视为劳动的说法并不认同，他们将生活与劳动割裂开来，却又声称生活是一个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生产要素，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整个所谓世界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196，劳动不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以休闲和发展为特征的自由劳动同样也是劳动的一部分。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生活与劳动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日常生活中大量可以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动活动也应当被纳入劳动范畴。数字技术和数据收集真正带来的，并不是日常生活的资本化，而是推动着以往的大量非生产性劳动向生产性劳动转化。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为资本的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6]在大工业时代，人们在日常活动中生成的各类信息受限于技术条件无法被纳入资本体系，但随着信息采集和加工能力的高速发展，这些信息便获得了被归纳为数据并加入生产环节的技术条件。普通用户的搜索、购买、视频、游戏等信息生成过程都有条件成为生产性劳动[7]，他们作为免费的、零散分布的“非雇佣工人”[8]，为数字公司贡献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忽视了主体能动性在数据生成中的作用，从而造成了其对剩余价值来源问题缺乏合理的解释，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二人仅将研究视角停留在“数据关系”而非“生产关系”。他们虽然将数据视为日常生活的物化形态，但却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数据的提取和应用上，没有深入考察数据的生产过程，也没有对数字经济时代的阶级形态、劳动力问题、交换关系等作出进一步的解读，因此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剥削和掠夺现象，依然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作出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科学判断。

２．不是“云帝国”而是“数字帝国主义”

在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体系中，通篇看不到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评价和转引，这在一个研究帝国和殖民问题又声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中是令人惊讶的。深入考察二人的立场后不难发现，此举并非遗漏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过滤。自世纪之交帝国主义理论重新回归学术中心以来，出现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以大卫·哈维、艾伦·伍德等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论，他们在列宁的思路上进行了再认识，认为美国等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没有变，只是在垄断、对外输出和掠夺方式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另一种则是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帝国”理论，他们与列宁的研究方法迥异，甚至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9]，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趋势正在形成一种无中心、无疆界、超越民族国家的权力形态，即帝国。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思路显然受到了哈特和奈格里很大的影响，“云帝国”也可以视为对“帝国”的进一步考察和更加具象的描述，这也解释了为何二人要弃用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因此在二人的定义中，云帝国的主体是大型数字企业而非国家，云帝国反转了长期以来从国家到企业的知识流向，从而成为了新的权力中心。他们也据此指出，“将数据殖民主义视为西方独有的项目是毫无意义的”[1]17，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大型公司也成为了云帝国的组成部分。

数据提取技术真的超越了国家主权吗？诚然，与以往历次技术革命相比，数字技术带来的颠覆性都是无与伦比的，它将所有的经济社会都纳入到了一个可以连接、映射甚至超越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中，大型数字公司可以凭借数据垄断直接管理经济生活，拥有了比以往更加广阔的权力。但这并不能说明民族国家主权的式微，而是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对部分权力进行的让渡。列宁指出：“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10]，国家可以通过数字企业扩大税收、管控人民，但数字企业却无法摆脱法律制度、暴力机关等强制性力量的约束。一旦某种技术或组织威胁到了国家的绝对权力地位，必然会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规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２０１９年脸书的“天秤座”事件，脸书公司意图利用自身平台打造一种超主权、跨国界的加密货币，这有可能导致主权国家丧失监管能力和货币控制权，于是“天秤座”计划未经实施便被美国众议院叫停。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存在的问题在于只停留在对云帝国的剖析，而并没有看到云帝国背后的国家意志。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真正带来的并不是云帝国，而是推动着帝国主义过渡到了新的阶段，即“数字帝国主义”阶段。数字帝国主义有着以下主要特征：第一，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数字化生产不断集中，形成了巨型数字垄断公司。第二，数字资本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相结合，数字寡头逐渐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第三，知识和数据等数字资源的重要性更加显著，“数字输出”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对外掠夺的重要途径。第四，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第五，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方向由现实领土转向虚拟空间。这与列宁对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概括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同样地，也正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使得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忽视了各类数字公司所处国家的社会制度、阶级形态，忽视了上层建筑对技术发展的约束力，将所有大型数字公司特别是中国的大型数据公司也划入云帝国的范畴。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11]，将“帝国”和“殖民”这类字眼与社会主义中国相挂钩，是一种错误且危险的观念。在当前中国，国家一方面肯定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意义，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但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动数据立法，保障公民数字权利法制化，同时大力推动政府与数字公司的通力合作，通过“新基建”“智慧城市”等项目的建设提升智能治理水平，强化数据技术的普惠价值。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无视了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笼统地夸大了云帝国的内涵范围，这一点是不可取的。齐泽克曾这样点评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不是仅仅回到马克思……还需要回到列宁那儿去”[12]，这一点对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而言同样适用。

３．走不通的“另一条道路”

在如何摆脱云帝国与数据殖民的统治上，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作了方向上的建议，二人将之称为“另一条道路”。他们认为，数字技术的浪潮“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与这些基础结构相关的数据关系密不可分的剥削形式”[1]211，应当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恢复这样的想法，即人类可能了解自己，选择组织自己生活的关系，而不将这种选择和知识委托给一个算法”[1]214。这条道路的创造是一场集体性的、全球性的斗争，“它关系到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市场民主国家，它与整个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媒体对抗”[1]215。

可以看到，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并没有给出多少实质性的建议，他们唯一相信并支持的解决路径是依赖群众集体斗争的、自下而上的力量，这是典型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就如同哈特和奈格里那句名言一样：“诸众是唯一能够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体”[13]，他们不相信政党和工会的力量，宣称要依靠被资本奴役的工人的能动性，致力于探求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战胜资本帝国的方案，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二人始终对中国政府的数据治理方案持消极态度。自治主义者的思路是走不通的，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4]29，“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4]23。在反抗监视与数据提取方面，群众数据保护意识的提高与舆论压力都是重要的，但个体仍然不具备与大型数字公司对抗的知识储备与技术条件，即便产生群体性运动，由于缺乏科学领导和理论灌输，也容易是无效的、盲目的或是被人利用的。解决数据殖民的根本方法，还是要从两个层面出发。第一，利用制度规训技术，发挥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能力。欧盟已于2018年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国也在积极跟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法律的设立要不断细化，对数据的分类、所有权、分配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产品的技术监管和对企业的嵌入式监管，在进一步健全由数据要素市场决定的数据所有者和开发者报酬机制的同时，避免企业对用户隐私的侵害与对数据的滥用[15]。第二，利用技术规训技术。数据的量化与提取技术归根结底是由算法生成的，旧算法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技术漏洞也应当由新生算法解决。譬如区块链的出现，就是对原有电子支付方式中信任和结算问题的补缺和优化。“逃离”和“倒退”无法躲避数据殖民，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才是应对数字帝国主义输出和掠夺的关键之举。

四、结语

纵观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云帝国概念和数据殖民主义理论，不乏深刻和独到之处，其理论创建性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二人“为大数据时代更新马克思”的学术旨趣难能可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考验，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种形势下，二人重提殖民理论，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拜物教理论、自由观等进行了理论创新，并且选择了与约翰·福斯特[16]、肖珊娜·佐伯芙[17]等人的“监控资本主义”所不同的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从社会关系入手分析经济问题，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尝试。

第二，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微观视角。与大机器时代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门类不断扩张，生产方式也出现了很大变化，仍然仅以物质产品生产为视角考察经济社会是不全面的。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以“数据”为出发点，将数据视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围绕数据的量化、提取、存储等对数字公司的运作方式作出了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第三，考察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运动规律。数据资源是如何为资本增值服务的，这是数据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议题。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据此考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剥削现象，以“云帝国”为意象对大型数字公司所带来的数据垄断和不平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揭开了数字资本运动的神秘面纱，树立了反对数字寡头无偿剥夺和积累的鲜明立场，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然而，这些创见性也无法掩盖二人理论的局限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其理论阐发是基于对经典作家理论的曲解和误读。无论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是剩余价值理论的运用方面，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一些理解并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有时为了凸显其创新性，还可以看到人为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制造出本来不存在的不足，然后再对其进行改进或完善的痕迹。此外，对列宁理论的选择性过滤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第二，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性质迥异的理论体系。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理论倾向彰显出两人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他们崇尚多元化、碎片化、非组织化，但又试图保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在很多观点上摇摆于两个理论之间，造成了其思想体系中的一些内在矛盾和不彻底性。第三，对社会主义中国存在认知偏见。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对于中国的态度代表了一些左翼学者针对中国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中国是最为坚定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的大国，也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代表性国家之一，这推动着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开始重视中国的建设成就；另一方面，盛行于西方政界、媒体的“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也对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只看到了政府扶持下中国数字大企业的飞速成长，但忽视了数据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创业、扶贫等民生领域的重要应用，也无法提出区别于中国政府的数据治理方案。抛开社会制度谈殖民理论，是二人理论的另一个短板。

可见，尽管我们可以从云帝国的概念中看到一定的理论建树，也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强烈的反抗精神，但二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某些错误理解和应用使得我们终究无法在云帝国中科学认识数字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无法在其中找到真正的革命道路。就此而论，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的云帝国概念只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似“马”非“马”的理论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