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与世行"巴山轮会议"详情报告

原创 李桂松 李国熙 李国琥 李嘉仪 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

编者按："巴山轮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本报告旨在全面、深入地梳理巴山轮会议的背景、内容、成果及其历史影响，并从当代视角审视其现实意义。

从巴山轮会议出发，中国智库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回顾这一历程，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巴山轮会议在中国智库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也更加明确新时代智库建设的使命和责任。

全文1628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霸权路径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熙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作者：李嘉仪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中美关系学者、金融专家，上海花坛锦族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摘要与提纲

《中国改革开放与世行"巴山轮会议"详细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会议背景与历史定位：介绍巴山轮会议召开的双重背景，包括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和宏观经济过热的小背景，以及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意义。

二、会议主要议题与讨论内容：使用表格对比介绍会议讨论的三大核心议题，包括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与创新。

三、会议成果与政策影响：分析会议形成的共识与政策建议，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和宏观经济管理框架建设的直接影响。

四、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探讨巴山轮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五、巴山轮会议与新时代经济改革：使用表格对比会议理念与新时代实践的传承关系，分析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

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银行"巴山轮会议"详情报告

李桂松、李国熙、李国琥 李嘉仪

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

导读：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转变的重要标志。在会议之前，中国经济改革更多地表现为基层自发创新与中央总结推广相结合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等。巴山轮会议则体现了在坚持基层探索的同时，开始注重借鉴国际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

一、会议背景与历史定位

"巴山轮会议"是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从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轮船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的简称。此次会议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汇集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内的一批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经济学者和官员，共计60余位中外代表参会。这次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首次系统引入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和理论，为正处于探索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

巴山轮会议的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大背景看，中国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开始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对于如何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仍处于探索阶段。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缩小指令性计划，这标志着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然而，对于什么是商品经济、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如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当时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还相当陌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把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研讨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成为中国人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外国经验的良好机会。

从小背景看，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由于银行信贷失控，导致投资猛增，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如何应对经济过热，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紧迫问题。传统的计划手段已难以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而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建立，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显得尤为必要。

巴山轮会议的召开，正好满足了这一历史需求。通过中外经济学家的深入交流，会议不仅讨论了应对当时经济过热的对策，还探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过渡步骤等长远问题，为中国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巴山轮会议被认为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起点。会议为中国1987年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本报告旨在全面、深入地梳理巴山轮会议的背景、内容、成果及其历史影响，并从当代视角审视其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艰难历程，也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二、会议背景与历史定位

巴山轮会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其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理解这一会议的意义，需要将其置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两个维度审视其背景，从而准确把握其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独特地位。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巴山轮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对于这一关系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整体仍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发挥市场机制的补充作用；

1982年：中共十二大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的是指令性计划；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

尽管1984年的决定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但对于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特别是如何构建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决策层都缺乏清晰的认识。正如薛暮桥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和调控，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仍然是"相当陌生"的。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的重点正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它不仅要求改革国有企业，搞活微观经济，还要求对宏观经济管理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需要触动计划经济的核心——实物指令性计划，并对宏观调控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经验，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就成为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宏观经济过热的小背景

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过热现象。这次经济过热主要表现为：

投资膨胀：198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6%，1985年1-7月又同比增长35%；

信贷失控：1984年货币投放量同比增加近190亿元，远超计划；

通货膨胀：1985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8.8%，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较高的通货膨胀。

造成这次经济过热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传统计划体制固有的"投资饥渴症"（科尔奈术语）的影响，也有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矛盾。特别是在当时"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和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强烈的投资冲动，而宏观层面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导致了总需求的膨胀。

面对经济过热，传统的行政手段虽然能够迅速见效，但往往伴随着"一刀切"的弊端，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经济活力的释放。而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还是新生事物，如何运用这些手段平稳经济运行，缺乏经验和理论指导。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国际研讨会的形式，学习国外市场经济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就成为应对经济过热问题的现实选择。

（三）会议筹备与基本情况

巴山轮会议的创意最初来自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廖季立。他们的提议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决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这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

会议地点选择在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这一安排有其特殊考虑：游轮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与会专家集中精力深入讨论；同时，这种非正式场合也有利于中外专家放松交流。会议于1985年9月2日下午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启航，9月7日在武汉结束，历时6天。

参会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外结合、官学结合的特点。外方专家包括：美国耶鲁大学托宾教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凯恩克劳斯爵士、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英国牛津大学布鲁斯、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等。中方参会人员包括：安志文、薛暮桥、马洪、高尚全、刘国光、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这些中外专家既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保证了会议讨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表：巴山轮会议参会代表构成

类别	代表	背景与专长
外方专家	詹姆斯·托宾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经济政策
	奥特玛尔·埃明格尔	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货币政策
	亚诺什·科尔奈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短缺经济学
	弗拉基米尔·布鲁斯	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东欧经济改革
中方代表	薛暮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老一辈经济学家
	马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政策研究
	刘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理论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比较经济体制
	项怀诚	财政部官员，财政管理
	楼继伟、郭树清	年轻经济学者，改革理论研究

会议讨论主要围绕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国际经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等问题展开。这些讨论不仅是理论交流，更直接服务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决策。正如亲历者赵人伟所言："没有1984年10月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商品经济的论断，就没有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有关市场取向改革的探讨。有了巴山轮会议的进一步探讨，就大大地推动了1987年十三大关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论断的形成和1992年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

（四）会议的历史定位

巴山轮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不仅在于会议本身的内容，更在于它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深远影响。从历史视角看，巴山轮会议的定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思想启蒙作用

会议首次系统地向中国引入了现代宏观经济管理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治理等现代宏观经济学概念知之甚少。通过会议讨论，这些概念被引入中国，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改革推进作用

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过渡步骤等关键问题，为随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会议关于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讨论，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改革实践。

3.决策咨询作用

会议成果直接服务于中央决策。会议结束后，组织者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巴山轮会议"主要情况报告》，其中提出的很多建议被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建议所吸收。这种学术界与决策层的密切互动，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

4.人才培养作用

会议为中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际一流学者交流学习的机会，培养了一批熟悉现代经济理论、能够参与国际对话的经济学家。如郭树清、楼继伟、何家成等当时年轻的参会者，后来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综上所述，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向系统化、科学化决策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会议的召开及其影响，生动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互动与进步。

三、会议主要议题与讨论内容

巴山轮会议的讨论内容丰富而深入，涵盖了宏观经济管理的多个方面。根据会议记录和参会者的回忆，讨论主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与创新。这些讨论不仅有针对当时经济过热问题的对策研究，也有关于中国经济改革长远目标的理论探讨。

（一）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借鉴

会议首先介绍了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的做法。在这方面，托宾、埃明格尔、凯恩克劳斯等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詹姆斯•托宾系统介绍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他特别强调：

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保持货币稳定的关键意义；

③经济预测在经济决策中的基础地位。

托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而应通过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他特别警告，中国应当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强调稳定货币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奥特玛•埃明格尔则从德国战后经济政策的经验出发，介绍了联邦德国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经济稳定的经验。他重点介绍了：

①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防止通货膨胀的做法；

②稳定货币政策在"经济奇迹"中的关键作用；

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埃明格尔特别强调，货币稳定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而是需要中央银行有独立的决策权和明确的责任，坚定不移地控制货币供应量。

亚历山大•凯恩克劳斯分享了英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他介绍了：

①需求管理在英国战后经济中的应用；

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

③收入政策在控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的作用。

凯恩克劳斯指出，宏观经济管理不仅要注意总量平衡，还要注意结构问题。他特别强调，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防止结构性通货膨胀尤为重要。

这些国际经验的介绍，对当时刚刚开始接触现代宏观经济管理概念的中国参会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正如一位参会者后来回忆："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才第一次搞清楚了什么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什么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什么是通货膨胀的治理。"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

会议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科尔奈和布鲁斯等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制度分析经验。

亚诺什•科尔奈系统阐述了经济体制的分类方法。他依据经济协调机制的不同，将经济体制划分为：

行政协调模式；

市场协调模式。

在此基础上，科尔奈又进一步将行政协调分为直接行政协调和间接行政协调，将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

科尔奈分析道，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属于直接行政协调模式，即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进行直接干预。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试图用间接行政协调代替直接行政协调，但并未真正改变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地位。他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转向市场协调模式，即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竞争中作出决策，政府通过宏观政策工具调节市场。

弗拉基米尔•布鲁斯从经济模式转换的角度，讨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问题。他提出：

①经济改革应当有明确的目标模式；

②改革应当分阶段推进，但不能久拖不决；

③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关键。

布鲁斯特别赞赏中国在价格改革中实行的双轨制，认为这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这一评价对于当时正在探索价格改革道路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在讨论中，中外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达成了基本共识：中国应当建立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这种结合不是板块式的结合，而是有机的结合。具体来说，即国家通过宏观政策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发展。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的重要内容。

（三）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与创新

会议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与创新。在这个问题上，中外专家结合当时中国的经济过热问题，讨论了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稳定经济运行。

1.在财政政策方面，讨论主要集中在：

①财政职能的转变，即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

②税收制度的改革，包括推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现代税制；

③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

托宾特别强调，财政政策应当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建议中国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在经济波动时，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自动调节总需求，减轻经济波动幅度。

2.在货币政策方面，讨论重点包括：

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职能；

②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方法；

③利率在调节资金供求中的作用。

埃明格尔从德国经验出发，强烈建议中国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其主要任务是保持币值稳定。他介绍了德国中央银行通过控制中央银行贷款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目标来防止通货膨胀的做法。

3.在收入政策方面，讨论主要围绕：

①工资决定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②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③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凯恩克劳斯从英国经验出发，指出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工资与物价的轮番上涨可能导致恶性循环，因此有必要通过收入政策对工资增长进行适当指导。

表：巴山轮会议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主要建议

政策领域	主要建议	理论依据	国际经验
财政政策	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美国的累进所得税，德国的财政平衡
货币政策	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控制货币供应量	货币主义理论	德国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制
收入政策	建立与生产率增长相适应的工资增长机制	收入政策理论	英国的工资指导线
产业政策	通过信贷、税收等手段引导投资方向	发展经济学理论	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会议还专门讨论了经济改革与宏观稳定的关系。针对当时中国经济过热的状况，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因此，应当首先治理通货膨胀，为经济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这一认识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就开始实施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为后续的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创造了较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四）价格改革与双轨制讨论

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价格改革这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与会专家特别是外方专家，对中国当时正在探索的价格双轨制表现了浓厚兴趣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由华生、何家成等年轻经济学家提出的价格改革思路，其核心思想是在计划价格之外逐步放开一部分价格，形成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最终逐步过渡到市场价格为主。在巴山轮会议上，这一改革思路得到了布鲁斯等国际专家的充分肯定。

布鲁斯指出，价格双轨制是一项"有益的发明创造"，是"从旧体制进入新体制的桥梁"。他认为，双轨制作为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可以有效避免激进价格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同时为市场机制的逐步形成创造条件。同时，他也提醒中国同行，双轨制不应长期化，否则可能因制度不统一而产生新的问题。

科尔奈从整个经济体制系统性的角度，论述了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承担着传递信息、引导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如果价格信号失真，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些讨论不仅肯定了中国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创新，也为进一步完善价格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路。价格双轨制在会后的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成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也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

四、会议成果与政策影响

巴山轮会议虽然只有短短六天时间，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会议形成的具体政策建议上，更体现在对中国经济改革思路和宏观经济管理框架的深远影响上。会议成果通过多种渠道转化为政策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会议形成的共识与政策建议

巴山轮会议结束后，组织者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形成了七大专题报告，涵盖了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方面。这些专题报告包括：

①《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并提出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目标模式过渡的步骤和措施；

②《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提出了改革财政体制、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作用的建议；

③《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阐述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重要性，提出了控制货币供应量、改革金融体制的具体方案；

④《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讨论了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和收入分配调控问题；

⑤《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分析了合理经济增长率的确定和投资体制改革问题；

⑥《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探讨了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措施，以及价格改革的路径；

⑦《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强调了微观经济主体改革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重要影响。

在这些专题报告的基础上，会议组织者还起草了《关于"巴山轮会议"主要情况报告》，直接报送国务院。这份报告凝练了会议讨论的核心观点和政策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观会议形成的共识和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会议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具体表现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认识超越了当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表述，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做了理论准备。

2.宏观经济管理框架

会议建议中国建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间接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减少直至取消指令性计划管理。为此，需要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完善税收制度。

3.价格改革路径

会议肯定了价格双轨制作为过渡形式的合理性，同时强调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改革应当与其他改革配套推进，避免孤军深入。

4.微观经济基础

会议指出，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有效性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能力。因此，必须深化企业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对宏观调控信号作出灵敏反应。

这些共识和政策建议，不仅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考虑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改革需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二）对经济改革路径的直接影响

巴山轮会议的讨论成果很快就在中国经济改革决策中得到了体现。会议于9月7日结束，仅仅16天后（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明显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讨论成果。

"七五"计划建议在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时，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①企业改革：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②市场体系：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等；

③宏观调控：要逐步减少国家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建立健全间接调控体系；

④经济管理：要抓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

这些论述与巴山轮会议的讨论高度一致，表明会议的成果已经直接转化为改革决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七五"计划建议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了"间接调控"的概念，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巴山轮会议的思路。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一表述与巴山轮会议上中外专家的建议完全一致，标志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正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十三大报告还具体阐述了宏观调控的方式："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些论述在巴山轮会议的讨论中都能找到思想源头，充分体现了会议对中国经济改革思路的深远影响。

（三）宏观经济管理框架的初步建立

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推动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框架的初步建立。会议结束后，中国开始着手构建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间接宏观调控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

中央银行制度逐步建立。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中央银行"，从法规层面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

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起步。原来附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四大专业银行，开始逐步向商业银行转变；

金融市场开始发展。资金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国债市场等金融市场陆续出现，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平台。

2.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

税收制度改革深入推进。1985年，开始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国有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初步确立了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形式；

预算管理体制不断完善。1985年3月，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国债市场开始发展。从1985年开始，国库券的发行和流通逐步规范化，为财政政策操作创造了条件。

3.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

投资主体多元化。原来由国家单一投资的格局被打破，企业、地方、银行等多元投资主体开始形成；

投资资金来源多样化。财政拨款比重下降，银行贷款、自筹资金等比重上升；

投资管理方式转变。开始尝试用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间接手段引导投资方向，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

这些改革措施初步构建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为从直接行政控制向间接宏观调控转变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一框架还很不完善，但已经迈出了从无到有的关键一步。

（四）对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推动

巴山轮会议不仅对经济改革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还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巴山轮会议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通过会议，中国经济学界首次系统接触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如总供给与总需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等。这些概念的引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会议之后，中国经济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①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数理分析和实证研究逐渐增多；

②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宏观经济分析、微观经济行为、制度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支开始进入中国；

③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在人才培养方面，巴山轮会议为中青年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际一流学者面对面交流的宝贵机会。参会的年轻学者如郭树清、楼继伟、何家成等人，通过这次会议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为他们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会议催生了一批新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例如，1985年11月，就在巴山轮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机构——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即后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薛暮桥、马洪等巴山轮会议的主要参与者成为该中心的首批研究人员。

会议还推动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现代经济学课程开始在大学经济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方经济学说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逐渐成为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程。这些变化为中国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五、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巴山轮会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次普通学术会议的范畴。它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次会议，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其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一）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里程碑

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转变的重要标志。在会议之前，中国经济改革更多地表现为基层自发创新与中央总结推广相结合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等。巴山轮会议则体现了在坚持基层探索的同时，开始注重借鉴国际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

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随着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农业扩展到工业、商业、金融等更广泛的领域，改革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理论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就成为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巴山轮会议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方法论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巴山轮会议也是中国改革决策科学化的一个范例。会议汇集了中外一流专家，就中国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改革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这种专家咨询、科学论证的决策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经验决策、政治决策，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会议之后，专家咨询在中国经济决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政策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良性互动的决策机制。

巴山轮会议还是中国对外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会议的召开本身，就表明了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虚心学习国际经验的开放态度。通过会议，中国经济学界不仅学习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也了解了国际市场经济的实际运作经验。这种开放的学习态度，对于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推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虽然巴山轮会议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和世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会议所体现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精神，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巴山轮会议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改革思路。会议不是为讨论理论而讨论理论，而是针对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缺失等，寻找解决方案。这种问题导向的改革思路，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环境污染严重等，也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改革方案。

其次，巴山轮会议体现了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会议既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又不盲目照搬国外模式，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例如，在讨论价格改革时，外方专家并没有简单推荐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而是充分肯定了中国自己创造的价格双轨制。这种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重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很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国际经验的范畴，更需要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找到适合中国发展阶段的改革路径。

再次，巴山轮会议体现了系统思维在改革中的重要性。会议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本身，还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基础、市场体系、企业行为的关系，强调了各项改革的配套协调。这种系统思维，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尤为重要。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耦合性明显增强，更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高改革整体效益。

最后，巴山轮会议体现了专家咨询在改革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会议的成功，不仅在于中外专家的高水平，也在于决策层对专家意见的重视和采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复杂程度的提高和专业性的增强，专家咨询和科学论证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建立健全改革决策的专家咨询机制，使改革方案更加科学、更具可行性，是提高改革决策质量的重要保障。

（三）巴山轮会议的局限性

在充分肯定巴山轮会议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历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会议讨论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传统宏观经济学，对于制度经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新兴经济学分支的关注不够。这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阶段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古典综合派仍然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性预期革命刚刚兴起，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还处于发展的初期。因此，会议讨论的理论框架难免有其时代局限性。

其次，会议对社会政策和公平分配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会议讨论主要集中在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方面，对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和实现经济起飞，社会矛盾还没有充分显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程度本身就不如今天。

再次，会议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讨论不够。会议主要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虽然有所触及但没有深入讨论。这一局限既与会议的主题设定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

这些局限性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苛求历史。相反，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巴山轮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同时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发展经济改革理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六、巴山轮会议与新时代经济改革

巴山轮会议召开近四十年后，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巴山轮会议的精神内核，对于理解和推进新时代经济改革具有特殊意义。

（一）会议理念与新时代改革的传承关系

巴山轮会议所倡导的许多理念，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价格由市场决定等，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然而，新时代经济改革不是对巴山轮会议讨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

首先，在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上，巴山轮会议主要强调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而新时代经济改革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标志着对市场机制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创新。

其次，在宏观调控方面，巴山轮会议主要强调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而新时代宏观调控则更加注重总量调节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注重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相结合，注重短期波动平抑与长期发展引导相结合。宏观调控的目标更加多元，工具更加丰富，机制更加完善。

再次，在企业改革方面，巴山轮会议主要强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新时代企业改革则更加注重产权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注重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加注重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营造。

表：巴山轮会议理念与新时代经济改革的对比

比较维度	巴山轮会议	新时代经济改革
市场与政府关系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宏观调控方式	从直接行政控制向间接宏观调控转变	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相结合
企业改革目标	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产权明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的现代企业制度
价格改革任务	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实行价格双轨制	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
对外开放重点	引进外资、学习国外经验	推动双向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些变化表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改革实践在不断深化和拓展。巴山轮会议提出的改革思路，在新时代得到了继承，也得到了超越。

（二）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

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巴山轮会议所体现的改革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方法，对于新时代经济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巴山轮会议体现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面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会议参与者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突破了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改革思路。这种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新时代经济改革同样重要。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更需要发扬这种精神，突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动改革不断向前。

巴山轮会议体现了对外开放、博采众长的学习态度。会议组织者以开放的心态，邀请世界一流经济学家来华交流，虚心学习国际经验。这种对外开放、博采众长的学习态度，对于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启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更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同时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巴山轮会议体现了尊重规律、科学决策的务实方法。会议尊重经济规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改革路径。这种尊重规律、科学决策的务实方法，对于新时代经济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复杂度不断提高，更需要尊重市场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

（三）从巴山轮会议到新时代的智库建设

巴山轮会议被视为中国现代智库的发轫，它虽然没有智库之名，但已具备智库之实。会议汇聚了中外专家，针对重大经济问题开展独立研究，为改革决策提供咨询，体现了现代智库的基本功能。从巴山轮会议到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会议所体现的智库建设理念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巴山轮会议体现了智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与会专家不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能够独立表达专业意见，不囿于部门利益或意识形态束缚。这种独立性和专业性，是智库价值的根本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需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时，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基于扎实研究和客观分析提供决策咨询。

巴山轮会议体现了智库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会议既邀请了国际一流专家，也汇集了国内知名学者；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中国实际。这种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结合，为新时代智库建设提供了范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更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同时深耕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

巴山轮会议体现了智库的创新精神和务实态度。会议不回避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同时注重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适用性。这种创新精神和务实态度，对于新时代智库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更需要发扬创新精神，勇于提出原创性理论，同时注重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更好地服务决策、服务社会。

从巴山轮会议出发，中国智库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回顾这一历程，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巴山轮会议在中国智库发展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也更加明确新时代智库建设的使命和责任。

结论

巴山轮会议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意义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彰显。本次研究通过对会议背景、内容、成果和影响的全面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针对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紧迫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探讨改革路径，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会议形成的许多共识，如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宏观经济间接调控、价格改革双轨制等，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改革实践，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巴山轮会议标志着中国经济决策方式的重要转变，即从传统的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转变。会议汇聚了中外一流经济学家，就重大经济问题开展独立研究和深入讨论，为改革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专家咨询、科学论证的决策方式，不仅提高了改革决策的质量，也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策机制提供了有益探索。

再次，巴山轮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通过会议，中国经济学界系统接触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开阔了研究视野，更新了研究方法。会议培养了一批熟悉现代经济理论、能够参与国际对话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改革实践的推进提供了人才支撑。同时，会议肯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本土创新，如价格双轨制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中国案例。

最后，巴山轮会议所体现的改革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方法，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面临新任务新挑战，重温巴山轮会议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改革规律，创新改革方法，将新时代经济改革推向深入。

回顾巴山轮会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具体的学术活动，更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一个缩影。从巴山轮会议出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续写新的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