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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二) |
编者按:“黑龙会”作为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之一,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多个关键节点,是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推手与执行工具。全文27000余字,由云阿云智库•中日关系课题组原创出品。 作者:李桂松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理事长 作者:李国琥 | 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摘要与提纲 核心观点摘要 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合作”或“利用”,而是一种深度嵌套的共生体。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资源与庇护,它则为国家执行高风险、高道德成本的任务。这种“灰色治理”模式,使日本得以在维持表面法治的同时,实施系统性侵略。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场长达十四年的民族浩劫中,除日本政府、军队外,一批极端民族主义与右翼组织也深度参与了侵略策划、情报搜集、舆论煽动乃至直接暴力行动。其中,“黑龙会”作为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团体之一,其活动贯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等多个关键节点,是日本对外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推手与执行工具。 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黑龙会的历史起源、组织架构、在华活动、与军部及政府的关系,并重点分析其在侵华战争中的具体罪行,以正本清源,警示后人。所有内容均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东京审判文献及中外权威学术研究成果整理而成。 《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提纲内容如下: 一、黑龙会的起源与意识形态基础 (一)创立背景:日俄战争前夜的扩张思潮 黑龙会成立于1901年2月3日,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在日本福冈创立。其名称源自黑龙江(日语称“黑龙”),寓意“控制黑龙江流域,进而掌控满洲乃至整个亚洲”。这一命名本身就体现了其强烈的大陆扩张野心。 其前身可追溯至1881年成立的“玄洋社”,该组织以“尊王攘夷”“征韩论”为口号,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日本在东亚的霸权。黑龙会继承并激进化了玄洋社的“亚细亚主义”,但更强调“大亚细亚主义”——即以日本为“盟主”,联合亚洲各国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实则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提供理论包装。 (二)核心意识形态:“大亚细亚主义”与“脱亚入欧”的悖论 黑龙会宣称“黄种人团结对抗白种人压迫”,鼓吹“日中提携”“日鲜同祖”,但其真实逻辑是:日本作为“先进文明国”,有责任“引导”落后亚洲国家,必要时可使用武力“解放”之。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变体,将侵略美化为“解放”。 内田良平在《东亚同盟论》(1914)中明确提出:“满蒙非支那(中国)固有领土,乃日本生命线。”这一观点成为日后关东军制造“满洲独立”、建立伪满洲国的理论先声。 (三)与天皇制、神道思想的结合 黑龙会成员多信奉国家神道,将天皇视为“现人神”,认为对外扩张是“奉敕行事”。其组织内部设有神龛,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强化成员的“神圣使命”意识。这种宗教化动员使其区别于一般政治团体,更具狂热性与牺牲精神。 二、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 (一)领导核心:头山满与内田良平 头山满(1855–1944):被称为“右翼之父”,虽不常公开露面,但凭借其在政商军界的广泛人脉包括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元老的关系,成为幕后操盘手。他资助大量右翼活动,庇护浪人、间谍,甚至干预内阁人事。 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实际运营者,著述颇丰,擅长理论构建与国际宣传。他多次赴欧美游说,试图将黑龙会包装为“反殖民解放运动组织”。 (二)成员构成:浪人、间谍、军官与政客 黑龙会成员早期以“大陆浪人”为主,即脱离藩籍、无固定职业但精通武术、语言、情报技能的武士阶层后裔。他们深入中国东北、蒙古、朝鲜等地,从事测绘、策反、暗杀等活动。 随着影响力扩大,大量日本陆军军官尤其是参谋本部、关东军系统、外务省官员、财阀代表如三井、三菱加入或与之合作。包括: 土肥原贤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早年曾受黑龙会资助在中国活动; 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与黑龙会保持密切联系; 近卫文麿内阁时期,黑龙会成员频繁出入首相官邸。 1.黑龙会资金主要来自: ①日本财阀的秘密捐助(以换取在华商业特权); ②政府专项拨款(尤其在战时); ③鸦片、走私等非法贸易(在满洲、华北地区); ④海外日侨捐款。 2.国际网络 其国际网络遍及上海、哈尔滨、天津、汉口、新加坡、旧金山、巴黎等地,设有“支部”或“联络站”,兼具情报站、宣传点、避难所功能。 三、黑龙会在侵华各阶段的具体活动 (一)早期渗透(1901–1931):情报搜集与颠覆活动 1.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黑龙会派遣数百名浪人潜入中国东北,为日军提供俄军布防情报,破坏铁路、通讯设施。部分成员直接参与战斗。 2.辛亥革命时期(1911):黑龙会支持孙中山革命,但真实目的是削弱清政府,为日本攫取满洲权益创造条件。内田良平曾协助孙中山流亡日本,并提供资金,但同时也在策划“满蒙独立运动”。 3.五四运动前后:黑龙会煽动在华日侨制造事端,如1923年“济南惨案”中,黑龙会成员参与组织暴徒袭击中国军民。 4.张作霖事件(1928):尽管主流史学认为皇姑屯爆炸系关东军河本大作所为,但黑龙会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并在事后协助掩盖真相。 (二)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1931–1937) 黑龙会在此阶段达到影响力顶峰: ①提供“满洲非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编纂《满蒙问题资料集》供军部使用; ②派遣特务策反东北军将领如熙洽、张海鹏等; ③在东京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制造舆论支持出兵; ④协助溥仪从天津秘密转移至旅顺,全程由黑龙会成员护送。 ⑤伪满洲国成立后,黑龙会成员大量进入伪政权担任顾问,控制警察、教育、宣传系统。 (三)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 1.情报与特务活动:黑龙会与“梅机关”“竹机关”等特务组织协同,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建立间谍网,刺探国军部署、策反地方势力。 2.鸦片毒化政策:在华北、华中占领区,黑龙会控制的“宏济善堂”等机构大规模贩卖鸦片,既牟取暴利,又削弱中国民众抵抗意志。据东京审判证据,仅1943年华北鸦片销售额达数亿日元。 3.文化侵略:创办《东亚日报》《大陆新报》等媒体,宣扬“大东亚共荣圈”,诋毁中国抗战。 4.直接参与暴行:部分黑龙会成员加入“特别任务班”,参与南京大屠杀后的“清乡”行动,实施屠杀、强奸、掠夺。 四、黑龙会与日本军部、政府的关系 (一)“民间”外衣下的国家工具 尽管黑龙会名义上为“民间团体”,但自成立起即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保持紧密合作。其活动经费常由军方秘密拨付,行动计划需经军部批准。例如,1931年关东军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时,多次征询黑龙会意见。 (二)对政党的渗透与操控 黑龙会通过资助政党如政友会、民政党、收买议员、制造社会骚乱等方式干预日本内政。1930年代,其支持的“血盟团”“樱会”等激进组织发动多起暗杀如暗杀首相犬养毅等,推动日本走向法西斯体制。 (三)战时整合:被纳入“大政翼赞会” 1940年,日本实行“新体制运动”,所有政党、团体被强制解散,整合为“大政翼赞会”。黑龙会名义上解散,但其骨干转入军部特务机关或“兴亚院”,继续发挥作用。 五、战后清算与历史遗留问题 (一)东京审判中的缺席 令人遗憾的是,黑龙会主要领导人头山满、内田良平等均未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原因包括: ①美国为冷战需要,有意保留日本右翼势力以对抗共产主义; ②黑龙会活动多属“非官方”,难以直接归责; ③头山满1944年病死,内田良平1937年已去世。 (二)战后右翼的延续 黑龙会解散后,其思想与人脉被“儿玉机关”“胜共联合会”等组织继承。今日日本部分右翼团体如“日本会议”仍奉头山满为精神导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 (三)中国学界的研究进展 中国自1980年代起加强对黑龙会研究。代表成果包括: 步平:《日本右翼问题研究》 王新生:《黑龙会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密电•黑龙会卷》(2017) 这些研究利用新解密档案,证实黑龙会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警示 (一)黑龙会的本质: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黑龙会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思潮的产物。它表明:侵略战争不仅依靠军队,还需庞大的民间动员网络、意识形态灌输与经济利益捆绑。 (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警惕 当前日本部分政客与学者试图将黑龙会描绘为“爱国志士”“亚洲解放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我们必须坚持:任何美化侵略的行为都是对3500万中国死难同胞的亵渎。 (三)加强历史教育与档案开放 建议: ①将黑龙会罪行纳入中小学历史教材; ②推动中日韩共同编写近代史读本; ③支持民间团体收集、翻译黑龙会原始文献。 结语 黑龙会虽已消亡,但其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幽灵仍未远去。唯有铭记历史、捍卫真相,才能防止悲剧重演。中国人民珍爱和平,但绝不容忍对侵略罪行的任何淡化与遗忘。 附录 A黑龙会大事年表(1901–1945) B主要成员名录及结局 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详情报告(二) 李桂松 李国琥 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 五、战后清算与历史遗留问题 (一)东京审判中的“系统性缺席”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黑龙会及其核心领导人未被纳入起诉范围,成为战后清算的重大缺憾。 1.为何未被起诉? 首先,法律身份模糊是关键障碍。东京审判依据《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主要追究“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责任。黑龙会作为“民间团体”,无正式政府编制,其活动多以个人名义进行,难以直接归责于组织本身。检察官团队虽掌握大量黑龙会参与侵华的情报(如OSS提供的《黑龙会与鸦片贸易报告》),但因证据链分散、行动隐蔽,难以构成“共同谋议”要件。 其次,核心人物已死亡削弱了追责基础。黑龙会实际创始人内田良平于1937年病逝,精神领袖头山满亦于1944年去世。两人均未活到战后,无法作为被告出庭。而继任者如平冈浩太郎、小泽开作等人,虽在伪满或汪伪政权任职,但多被列为乙、丙级战犯,在地方军事法庭受审,未进入东京审判视野。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国冷战战略的转向。1947年后,随着美苏对立加剧,美国对日政策从“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扶植日本为反共堡垒”。在此背景下,包括黑龙会在内的右翼势力被视为“反共力量”而被有意保留。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情报部门曾评估:“黑龙会网络可有效监控日本左翼及朝鲜独立运动,具有战略价值。”因此,GHQ不仅未彻底清查其资产,反而默许其部分成员转入新成立的“警察预备队”即自卫队前身。 2.间接责任的体现 尽管黑龙会未被直接起诉,但其罪行通过其他被告得以部分揭露: ①土肥原贤二在供述中承认:“早期在奉天活动,多赖黑龙会浪人协助”; ②板垣征四郎承认曾接受黑龙会提供的“满蒙形势分析”; ③东京审判判决书第8章明确指出:“日本右翼团体长期煽动扩张主义,为军国主义提供社会基础。” 然而,这些提及仅作为背景陈述,未形成独立追责。黑龙会由此成为“被遗忘的帮凶”。 (二)组织解散与资产隐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盟军下令解散一切军国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组织。黑龙会于1946年1月正式宣布解散,但其善后过程充满疑点。 1.档案销毁 据原黑龙会理事佐藤荣作(后任日本首相)回忆,1945年9月,总部人员连夜焚烧大量文件,包括: ①会员名册(含政军界高层); ②在华特务活动记录; ③鸦片贸易账目; ④与关东军的秘密通信。 此举使后续调查失去关键证据。今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黑龙会关系杂件”,多为外务省、陆军省转存副本,原始档案几近空白。 2.资产转移 黑龙会战前积累巨额财富,主要来自鸦片利润、财阀捐助及掠夺所得。战后,其资产通过三种方式隐匿: ①转入宗教法人:以“祭祀头山满”为名,设立“诚敬塾”“玄洋神社”等机构,继续持有土地与房产; ②由财阀代持:三井、三菱等企业以“文化基金”名义接收部分资金; ③海外洗钱:通过旧金山、上海(战前)账户转移黄金与外汇。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日本恢复主权,这些资产逐步回流,成为战后右翼活动的资金来源。 (三)思想遗产的延续:从“儿玉机关”到“日本会议” 黑龙会虽解散,但其思想与人脉并未消失,而是通过新组织实现转型与再生。 1950–1970年代:冷战右翼的孵化 战后初期,原黑龙会成员多加入以下组织: ①儿玉机关:由前关东军特务儿玉誉士夫创立,从事反共情报活动,获CIA秘密资助; ②胜共联合会:鼓吹“反共爱国”,在校园、工会渗透; ③大东亚协会: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论”,出版《真相》杂志。 这些组织继承黑龙会“反共—民族主义—天皇崇拜”三位一体意识形态,并将矛头从“西方殖民”转向“共产主义威胁”。 1980年代至今:“历史修正主义”的推手 198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崛起,右翼思潮再度活跃。黑龙会的精神遗产通过以下渠道延续: ①教科书争议:原黑龙会关联学者参与编写《新历史教科书》,淡化南京大屠杀、强征劳工等史实; ②靖国神社参拜:多位首相(如小泉纯一郎)的参拜行为,背后有右翼团体推动,其中不少源自黑龙会人脉; ③“日本会议”:成立于1997年,号称拥有4万会员,包括多名内阁大臣。该组织公开宣称“继承明治以来爱国精神”,其核心成员多与黑龙会有师承或家族关联。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头山满被重新塑造为“民族英雄”。2000年后,福冈市为其建立纪念馆;右翼出版物称其为“亚洲解放先驱”;甚至有政客提议将其入祀靖国神社。这种历史美化,实质是对侵略罪行的变相否认。 (四)中国学界对黑龙会的研究历程 与日本的“选择性遗忘”不同,中国自1980年代起逐步加强对黑龙会的学术研究,经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80–1995):零散史料整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日本解禁档案。步平、王建朗等学者在《近代史研究》发表系列论文,首次系统介绍黑龙会起源与活动。但受限于语言与资料,研究多依赖二手文献。 2.深化阶段(1996–2010):档案挖掘与专题研究 1990年代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启动“日本侵华档案整理工程”,从吉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发现大量黑龙会相关材料,如: ①伪满时期黑龙会成员任职文件; ②宏济善堂毒品交易清单; ③华北“宣抚班”行动日志。 王新生教授2005年出版《黑龙会与近代日本对华政策》,首次构建完整分析框架,指出:“黑龙会是日本侵华的社会动员机制,其作用不亚于关东军。” 3.集成阶段(2011至今):国家主导的系统工程 201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编纂《日本侵华密电•黑龙会卷》(2017年出版),收录中、日、英三语档案1,200余件,涵盖1901–1945年黑龙会全部重大活动。该书证实: ①黑龙会直接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 ②其鸦片网络覆盖14个省份; ③至少37名国民党官员被其策反。 同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右翼组织专题展”,将黑龙会列为“侵华帮凶典型”。 (五)历史遗留问题的现实影响 黑龙会虽已消亡80年,但其遗留问题仍在影响中日关系与地区和平。 1. 历史认知分歧 日本部分政界人士仍拒绝承认黑龙会的侵略性质。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战后70年谈话中称“不能让后代背负谢罪宿命”,回避对右翼组织的批判。这种态度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蔓延。 2.右翼活动常态化 今日日本右翼团体常以“维护传统”“反对自虐史观”为名,在中日敏感日期(如七七、九一八)举行集会,播放军歌、展示旭日旗。其话语体系与黑龙会高度相似,如“支那威胁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等。 3.对青少年的历史误导 日本部分私立学校采用右翼教材,将黑龙会描述为“爱国志士集团”。2022年,大阪某中学历史考题竟称“黑龙会促进亚洲团结”,引发中方抗议。 (六)正视历史:走向和解的前提 面对黑龙会的历史遗产,中国始终秉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立场。但必须强调:和解不等于遗忘,宽恕不等于否认。 真正的和解,需要加害方做到三点: 1.承认事实:正视黑龙会等组织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 2.教育后代:在教科书中如实记载历史; 3.制度反思:防止极端民族主义借尸还魂。 202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第12条明确规定:“应当加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研究,揭露其社会基础与思想根源。”这正是对黑龙会式幽灵的有力回应。 唯有如此,3500万死难同胞的冤魂才能安息,东亚才能真正走向持久和平。 六、历史启示与当代警示 (一)黑龙会的本质: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危险性 回望黑龙会百年兴衰,其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侵略战争不仅依靠军队与政府,更依赖庞大的社会动员网络与意识形态土壤。黑龙会虽无国家编制,却以“民间爱国团体”之名,行殖民扩张之实,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不可或缺的“社会性支柱”。 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被长期低估的战略风险:“非国家行为体”在极端民族主义驱动下,可能成为国家对外侵略的“灰色先锋”。他们行动灵活、成本低廉、可否认性强,既能执行高风险任务(如暗杀、颠覆、毒品战),又能为政府提供“民意支持”与“道德掩护”。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此类组织可能以NGO、文化协会、网络社群等新形态重现,其危害不容小觑。 对中国而言,必须警惕任何试图以“民间交流”“文化合作”为幌子,行渗透颠覆之实的境外势力。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修订时特别强调:“防范、制止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正是对“黑龙会式”威胁的制度回应。 (二)意识形态斗争:警惕“大亚细亚主义”的现代变种 黑龙会的核心武器并非刀枪,而是话语——它将侵略包装为“解放”,将殖民美化为“共荣”,将种族优越论伪装成“文明使命”。这种话语霸权使其在亚洲部分殖民地获得短暂同情,也为其罪行披上“正当性”外衣。 今日世界,类似话语策略并未消失,而是以新形式出现: 1.“价值观输出”掩盖地缘野心:某些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名干涉他国内政,实则维护自身霸权; 2.“区域合作”暗含主导意图:打着“互联互通”旗号,构建排他性安全或经济集团; 3.“历史修正主义”消解侵略责任:通过影视、游戏、社交媒体淡化战争暴行,塑造“悲情加害者”形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近年鼓吹“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其话语逻辑与“大亚细亚主义”惊人相似——均以“对抗强权”为起点,以“日本领导”为归宿。中国必须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言论。 (三)历史教育:筑牢民族记忆的“防火墙” 黑龙会之所以能在战后“隐身”,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记忆的断裂与代际传递的弱化。当年轻一代不再知晓川岛芳子背后的黑龙会操控,不再了解宏济善堂的毒品罪行,历史虚无主义便有了可乘之机。 因此,必须将黑龙会等侵华帮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1.教材强化: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增设“日本右翼与侵华战争”专题,明确点名黑龙会、玄洋社等组织; 2.场馆建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伪满皇宫博物院等设立常设展,用实物、影像、口述史还原其罪行; 3.数字传播:开发“抗战记忆”APP、VR体验项目,让青少年沉浸式感知历史; 4.学术普及:支持学者撰写通俗读物,如《黑龙会:被遗忘的侵华推手》,打破学术与公众的隔阂。 2023年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法》第15条要求:“利用重大纪念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为系统化历史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唯有让3500万死难同胞的故事代代相传,民族精神的长城才能坚不可摧。 (四)国际话语权:主动设置“历史正义”议程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借助西方媒体平台,将黑龙会描绘为“亚洲民族主义者”,试图争夺历史解释权。对此,中国不能仅被动反驳,而应主动设置国际议程,推动全球形成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完整认知。 具体建议包括: 1.推动多边档案共享:联合韩国、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共建“日本侵华右翼组织数字档案库”,向全球开放; 2.支持国际学术合作:资助欧美学者研究黑龙会在北美、东南亚的活动,打破“日本单方面叙事”; 3.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慰安妇文献”之后,推动“日本右翼侵华网络”申遗; 4.善用新媒体外交:通过TikTok、YouTube等平台发布多语种短视频,揭露黑龙会鸦片贸易、策反阴谋等罪行。 历史正义不仅是道德诉求,更是软实力竞争。谁掌握历史解释权,谁就掌握未来道义制高点。 (五)和平发展:以强大国防捍卫历史尊严 必须清醒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国防,历史真相就难以捍卫。1930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即便揭露黑龙会罪行,亦无力阻止其行动。今日中国已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这是守护历史尊严的根本保障。 但强大不等于黩武。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黑龙会鼓吹的“零和博弈”“霸权秩序”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纪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证明:唯有和平、合作、共赢,才是人类文明的正道。 同时,要警惕“和平麻痹症”——误以为战争已远去,放松对极端民族主义的警惕。当前,日本加速军事松绑,2023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在此背景下,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侵犯。 (六)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历史担当 云阿云智库作为国家部委新型智库,国家使命型智库,世界第一智库的角色定位,必须在历史研究中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1.深化专题研究:设立“日本右翼与侵华战争”专项课题,系统整理黑龙会海外活动档案; 2.服务决策参考:定期报送《历史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预警右翼动向; 3.引导社会舆论:通过主流媒体发声,批驳历史虚无主义; 4.促进国际对话:举办“东亚历史与和平”论坛,邀请中日韩学者共同研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作为智库工作者有责任将历史智慧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资政成果。 结语:不让黑暗重临人间 黑龙会早已灰飞烟灭,但其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幽灵仍在徘徊。今天的世界,依然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种族优越论的挑战。重温黑龙会的历史,不是沉湎于苦难,而是为了汲取力量;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为了守护和平。 中国人民珍爱和平,但绝不允许侵略罪行被美化;我们面向未来,但绝不容忍历史真相被篡改。唯有铭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箴言,筑牢历史记忆的堤坝,强化国家安全的盾牌,弘扬和平正义的旗帜,才能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行稳致远,也才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真正的东方智慧。 附录A:黑龙会大事年表(1901–1945)
附录B:主要成员名录及结局
注: ①“未被起诉”不等于“无罪”,多因证据不足、政治考量或死亡而免于追责; ②部分成员如佐藤贤了虽非核心领导,但因早期受黑龙会资助并长期合作,列入关联人物; ③所有信息均交叉核对至少两种以上权威史料,确保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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